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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后殖民差异的成因探析(3)

2013-08-04 01:10
基于两者不同的身份意识，跨入西方语境的后殖民学者与第三世界的本土学者共同的使命在于解构西方中心意识，与西方文化霸权对抗。不同的要求在于，跨语境的批评家的文化使命主要是匡正西方对其他文化的认识视阈，最终有利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本土语境的批评家承担的是建设自身文化的重担，最终推动本土文化的进步以促进世界文化的进步。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制约，中西后殖民批评在“民族性”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后殖民批评家常常不屑于借“民族”的集体身份来展开批判，而是对其时刻警觉，象赛义德就力图保持“一个自由作家放逐意识的自主性和纯粹性”，以此与本土作者的“纯粹的、本真的身份”相区别。但这不过是“一种反讽意味的转向，赛义德对纯粹者的身份政治的怀疑建立在他对批评家的纯粹的、自主的反抗性的身份的接受上。”[38]（p172-174）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和物质性力量，依靠纯粹的个人性的反抗与之斗争，多少是一种蚍蜉撼树的悲壮与自不量力。由此，其对民族立场的拒绝，就使其批判仅仅成为一种姿态，而在更深层次上存在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
另一方面，中国后殖民批评对“民族性”的认识也存在自己的批评盲区，那就是它没有细致区分其认识与本质主义的民族本真性表达的差别。毕竟，“文化身份就像是‘存在’（being）的一样，是‘变成’（becoming）的，它像属于过去一样的属于将来。它并不是一个确切实存的物体，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39]（p114）而本真性的诉求很容易在对纯正的文化血缘的想象中堕入排他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怪圈。并且成为新的文化霸权在世界范围内重建的理由，从而重复殖民主义的文化逻辑，最终使后殖民批评落入悖离理论初衷而颠覆自身的宿命。基于此，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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