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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2013-08-12 01:03

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公医制度的兴起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离不开内在因素的促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疾疫肆虐，卫生条件差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交相迭至，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自然灾害爆发频繁，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天灾人祸，使民众的生活困苦不堪，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体质孱弱，免疫力非常差，加之经常疲于奔命，迁徙流亡，容易受各种病菌的侵袭，疫病爆发频仍，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缺医少药，致使人口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当时的各类疫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急性传染病。包括疟疾、痢疾、霍乱、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鼠疫等疾疫，在民国时期被定为统一管理的法定传染病，这些疫病的传播速度快，危及面十分广，死亡率高，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
疟疾： 1932年，该病在长江流域爆发流行，发病率高达66%，死亡约30万人。[1] （P16）
痢疾：痢疾发病率仅次于疟疾，1937年，湖南凤凰沱江镇黄丝桥痢疾流行，死亡50多人，其中刘九九等3户17人全部死绝。据1938年—1941年疫情记载，该地区共发病1146例，死亡1107人，死亡率高达96.07%，仅次于霍乱，居第二位。[2]（P291）
霍乱：1917年胶东霍乱流行，总共死亡2.3万人。1930年又有霍乱流行，患者1.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病死率达27.27%，当时疫区传说：“早死有人埋，晚死无棺材，抬棺死坟旁，报丧回不来。”[3]（P309）
2．地方病。地方病是指某些具有地域性特点的疾病。如黑龙江等地的克山病，长江以北的黑热病，江浙地区的钩虫病，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血吸虫病，滇黔等省的恶性疟疾，广东省的麻风病等。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3．其它传染病。在旧中国，肺痨、梅毒两种病危害很大，传染十分普遍。据30年代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10多年的调查，该区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于肺痨者最高的年份达435人（1926年），最低的年份也在200人以上（1934年）。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卫生教育部于1934年调查该县人口，发现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于肺痨者376人，3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于该病的在300人左右，据此推算，当时全国每年死于该病者达到120万人之多。梅毒在产妇中流行较广。南京卫生事务所检查的产妇当中，患梅毒的达18%，贵阳卫生事务所进行同样的检查，发现患者在50%以上。[4]（P7）
在灾难频仍的旧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异常窘迫，温饱尚难保证，更别说买药医病，民众的身体素质极差，体质孱弱，儿童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1929年至1934年南京、上海等8大城市检查小学生126283人，结果发现90%以上的学生的身体有缺陷，健全者不足10%，这还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更何况在那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甚至连基本的医疗设施也没有，民众的体格状况之差可想而知。
旧中国民众的死亡率非常高。据金陵大学1920年—1931年在河北等17个省101个地区对农户调查的资料，当时我国农村人口的出生率为39‰，死亡率为28‰，婴儿死亡率为156‰。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情形略为好一点。如1934—1935年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为23‰，死亡率为18‰，婴儿死亡率为123‰。1936年，北京市人口出生率为26‰，死亡率为17‰，婴儿死亡率为149‰。[1]（P15）据估计，当时我国人口死亡率约为30‰，而欧美卫生事业发达的国家，人口死亡率平均为15‰，我国的人口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2倍。[4]（P8—9）虽然大城市拥有较好的医疗设施，但许多城市贫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遇到疾病，能挨过就挨过，不能挨过就只能坐以待毙。据北平第一卫生事物所统计，30年代初该区人口死亡总数的1/3以上生前都没有经过任何医师的诊治。“一区是北平最富庶的地方，医院、医师都是最多”[5]，该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的情形就更加糟糕了。正如张振之在《中国社会的病态》中指出的，南京、广州、上海等医师集中之地，拥有技术精良的医师、各地最新的设备，按常理来说，人们的生命容易得到保障，可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广州市人口，每周的死亡数都超过出生数，平均每周超过60人。南京市民众，在100个因病死亡的人当中，就有40个从来没有见过医师，没吃过药。[6]（P3）又据专家估计，30年代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约为30岁，而1921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为59.56岁，女性为59.6岁，美国1930年男性平均寿命为59.3岁，女性为68岁，比我国超过了1倍。[4]（P8—9）当时就有人指出：“三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平均寿命有逐渐减少的现象，我们每年每千人中，就有十七人是枉死的。合四万万人口来计算，我们每年就至少有六、七百万人是枉死的，就是活人的平均寿命也比人家的短了许多，这都是不重视医药问题所结下的恶果。”[7]

可见，当时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医学人才缺乏、医事设备缺少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没有制度的改善，即使医师数量增加，设备改进，问题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因此有人主张，“要根本解决全国的医药问题”，惟有实行“医药国有”，“不但公共卫生事务，凡是有关于医药卫生的事，统统都归公家来办理”。譬如治疗，省有省立医院，县有县立医院，各区、保又另有较小的医院，各乡镇各有诊疗所，乡民染了病的，不分贫富，一律都可以得到相当的治疗。一切的医师护士都是国家的雇员，这样也就解决了医师护士不肯到乡间去的问题。[5]
当时的民众，缺乏医药卫生知识，受传统的鬼神观念的影响，愚昧无知，特别是农村的病人，往往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江湖郎中、甚至巫医、神汉们身上，既浪费了钱财，又白白丢失了性命。只有大力地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医疗卫生事业才会发展，民众的健康才会有所增进，社会才会进步。

（二）国外医疗制度的影响
当时的报刊、杂志经常大篇幅介绍、宣传国外特别是苏联等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要求发展卫生保健事业，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国外考察各国的卫生事业。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民众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与我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状况引起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介绍得最多的是苏俄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医疗卫生的历史和现状。20年代前期，苏俄各种传染病如伤寒、霍乱、流感等十分严重，“当时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蛋虱和病毒的国家”。然而到了1931年8月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了。发疹伤寒、霍乱及回归热等虽偶有发生，但仅在零星地区。可见，为了改变传染病肆虐的状况，苏联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苏联医疗制度的根本，是竭力在国家统治与公共担负之下实现彻底的医疗社会化”。为达到这个目的有5个原则：（1）统一医疗组织（2）使一切居民容易获得诊疗（3）使一切患者获得免费诊疗（4）诊疗医师须具有一定的资格（5）使疾病防御进步[8]。这其实就是苏联的公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