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业现代化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3)
2013-08-20 01:03
导读：第一，甘地的非暴力原则 甘地在发动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创立了非暴力学说，以此作为指导反殖民斗争的策略原则。非暴力来源于古代梵文
第一，甘地的“非暴力”原则
甘地在发动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创立了“非暴力”学说，以此作为指导反殖民斗争的策略原则。“非暴力”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沙”一词，本意即不杀生，不伤害他人感情，在古印度耆那教和佛教中是作为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来倡导的。甘地曾说：“虽然我的非暴力原则是我研究世界上各种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的结果，可是它已不再依附于那些宗教经典著作的权威，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82]也就是说，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是对这种宗教戒律的继承，并赋予新的涵义，引进到政治领域，作为一种斗争策略。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的出发点和核心是爱。在甘地看来，非暴力与爱是同义词。他认为，非暴力和爱一样是人的本性，应当爱一切人，不以任何人为敌，相信一切人都有内在的人性，应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精神的力量反对物质的力量。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应用于民族解放运动中，领导了一次又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致力改变农村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状况时，倡导运用“非暴力”原则，用劝说的方式 ，以爱去感化，运用如和平罢工之类非暴力的制裁方式来反对拥有土地的种姓的剥削。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不能直接攻击私有财产制。相反必须经常向有产阶级反复保证社会改革并不会使他们本身遭到毁灭。其二，必须对群众的愿望加以控制，有必要劝阻农民和工人不要对彻底改善其状况抱有任何过分想法，并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改善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上来。[83]在甘地看来，在农村变革中，实行非暴力原则，可以大大抵消在朝着平等目标前进时所作的任何眼前牺牲。一方面，使有产阶级放心，另一方面压制一下人民的愿望，政府就可以把全国力量调动起来，去完成建设性的发展任务。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被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尼赫鲁所继承，成为制定农业现代化政策的指导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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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尼赫鲁的阶级性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而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则是“和平的”、“民主的”方法。他阐述说：“显然，就我们这个国家而言，我们不能依靠冲突和暴力的手段来实现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的）理想。我们通过和平的方法已经得到许多东西，我们没有特殊的理由要放弃这种和平的办法而采取暴力的方法。我们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不要那样做，因为无论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有多么崇高，如果我们试图以暴力方法使其实现，那就反而会大误其事。它会促使我们所反对的那些恶行日益发展。印度不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有人动刀子，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也拿起刀来同他对打。这样一来，就会酿成一场刀来剑往的厮杀，而我们国家需要用于改善生活的一切有限的精力便会在这场格斗中化为乌有。”[84]这就是说，改造社会时，鉴于印度的复杂国情，为了避免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必须运用非暴力手段，运用“和平”、“民主”的方法。
在对待有产阶级的态度上，尼赫鲁保留了甘地那种对有产阶级友好和积极的态度。[85]没有对私有财产制度发动正面的攻击，尽量不去触动私有财产制度。尼赫鲁之所以这样，也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虽然尼赫鲁声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或者叫中间道路。但独立后的印度，就其阶级性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外表上是自由的”，“有普选权”，但实质上“仍然是帮助资产阶级控制贫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86]尼赫鲁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和他的政府必须坚持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起国大党的右翼来，尼赫鲁怀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真诚也不容置疑，但他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寻求政治支持，巩固政权的需要，使他不能不从“社会主义”理想后退，向资产阶级靠拢。更何况他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第三，保守势力的干扰
大中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组成保守势力。由于他们经济、政治力量强大，中央政府必须依靠保守势力的支持，同时，保守势力也需仰赖中央政府的照顾，利用政权的力量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两者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树立全民政府的形象、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总代表形象，所制定的政策必然超出有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中央政府与保守势力之间以必然会发生冲突。在国大党领导层、联邦政府、邦政府以至县以下地方政权中，保守势力力量强大，构成对尼赫鲁的社会改革政策尤其是土改政策的强大阻力。其干扰的表现主要有：其一，在讨论制定政策时，国大党领导层和联邦政府内的保守势力采取旷日持久的讨论方式进行拖延，阻挠政策的及时出台；其二，在制定的政策条款中，增加许多有利于有产者的规避措施，如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给予某类土地豁免权等；其三，在执行中，邦政府和县以下地方保守势力，利用自己的特权拖延执行，或钻政策空子，甚至曲解政策，或者以旷日持久的诉讼方式拖延，以维护其利益。
第四，种姓制度的惰性
种姓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广大贫苦农民、低级种姓的斗争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破坏了他们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团结。
种姓制度依职业划分，形成社会地位不同的等级，除大致分成四大种姓之外，每一种姓之中又分成大大小小的亚种姓、亚亚种姓，不同种姓互不往来，造成“社会处于严重的分散与相互隔离状态”。[87]在印度的各村庄中，高中低种姓分区居住，结成一个个村社组织，人们的忠诚与信念集中在村社组织上，社会凝聚力也集中在村社水平上。马克思曾写到：“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88] “以村社组织为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压抑了基层民众的变革要求”。[89]巴森顿•莫尔曾指出，印度之所以没有走中国那样农民革命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种姓规范，取代了政府，农民的斗争被农村公社这个“绊脚石”给阻挡了。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论断：“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