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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一般分析

2013-08-20 01:08

大众文化的一般分析

一、 理论史的梳理

作为一种历时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西方。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大众文化这一术语，但与我们今天所言的大众文化有本质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梳理大众文化的理论史时，应从西方开始。
1．阿诺德、利维斯
关于大众文化的正式研究，最早可上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思想的中心是他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即是对完美的追求。”[1][p40]正因为“完美”，阿诺德认为文化具有使人类统一起来的潜力，并帮助我们从困难当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完美的文化却只能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人掌握，而大众只满足于不充分的思想：“知识和真理的全部含义，不会被大众获得。”[2][p364]大众文化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它的出现可能导致文化贵族的消失，文化秩序的消解。继他之后，F.R利维斯(F.R.Leavis)成为厚古薄今的代表，他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宣称大众文化不过是消遣物，是传统文化的衰微和民间文化的灾难。在大众文明的冲击下，“少数人”的地位日益下降，岌岌可危，以前高雅文化的中心地位也被低劣庸俗的大众文化所取代。面对日益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造成的威胁，他呼吁“少数人”武装起来，主动出击，抵制大众文化泛滥成灾。
2．法兰克福学派
明确提出并深刻讨论大众文化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化价值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实践，体现了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批判精神。从总体上说，他们（本雅明除外）对大众文化持否定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具体分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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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欺骗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3][p100]，法兰克福学派也概莫能外，他们认为，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彻头彻尾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大众文化事实上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可“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表达出来的。”[4][p139]它导致的后果是，受欺骗的大众却浑然感觉不到自己受骗了，“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统治阶级用来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5][p125]。
大众文化的同一性和标准化的特征，限制了人的创造能力。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商品性特征摧残了文化艺术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本质的个性。为了在市场上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就必然是批量生产、重复模拟、标准化和单一性。这种同质性的文化限制了人的思维想象能力，使人的创造力严重受挫。
大众文化对人之存在的消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无深度的文化”，由于为了维护特定统治集团的利益，大众文化宣传某些“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语)，使大众在无穷无尽的符号、影像世界中找寻感官的享乐和满足，放弃了理性的思考，把“虚假的需要”当作真正的需要。个体在自我满足与舒适的假象中销蚀了生命意志，成为商品拜物教的信徒，沦为文化工业的牺牲品。
同时，他们认为“‘真正的’文化是一块乌托邦天地，引导人超越现实的羁绊，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它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未来的展望。”[6][p3]它体现着对今天的批判和对明天的承诺。它是人们进入日常生活王国、还能从中走出来的参照系统，但是这种真实的文化今天也受到文化产业的威胁与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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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利维斯信徒的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也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在1944年撰写的《大众文化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大众文化应被谴责的观点，同时，悲观的认为：“文化远远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不再变得越来越坏，我们就万幸了。”[7][p60]
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笼罩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因此发出了“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了”[8][p30]的感叹。
3．后工业社会理论家（贝尔、豪瑟尔等）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理论家站在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上，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大众生活是多层面的，因而其文化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大众文化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以其通俗性、趣味性迎合了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文化需求，在后工业社会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自称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贝尔也固守精英文化意识，他虽然承认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从文化审美的角度上讲，他又不赞成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缺乏艺术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大众性的快乐主义文化。[9]
4．文化研究学派的探索
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姆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等。大众文化的研究自他们开始“从总体上出现了一种对待流行音乐和通俗文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大众文化不再有丝毫的厌恶，相反他们觉得它有很强的吸引力。”[10][p93]与法兰克福学派着眼于“异化”层面不同，文化研究学派更加关注文化与意义的关系，着眼于大众文化的能动层面。他们在对大众文化文本批评的实践中，注意到了受众在文化传播中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受众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接受，他们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该学派同时认为，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二分法失之简单，而且也不是对当下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明智反应，如威廉斯主张辩证的方法看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主张“少一些精英主义，要敬重一般民众的无文字传统，要认识到劳动者的尊严，要认识到，工会及劳动阶级生活的其它组织是基于参与式民主来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机构……承认普通民众对狂欢式传统的大众化满足和僭越，甚至加以发扬光大”。[11][p196-197]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生生不息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它具有沟通、交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因而，他们不象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居高临下的精英立场来排斥大众文化，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接受和扩大文化内涵，解构精英与——大众文化或雅——俗文化间的二元对立，提升大众文化的地位，倡导建立“共同文化”，让社会文化在雅俗共济中得到整体水平的提高。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文化理论和实践中的精英主义倾向，质疑文化领域中所谓“特殊”、“权威”和“永恒”的性质。他们拒绝法兰克福学派所尊崇的文化“高雅品位”（elitism），而去发掘通俗文化中的能动作用和解放主题。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不足的是哲学深度，但是富有的却是平民式的实践精神，弱势群体和边缘问题，这些在精英文化中难觅踪影的领域，在文化研究学派那里被推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