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1)(2)
2014-06-22 01:04
导读：《唐宋词人年谱》于20世纪30年代以单篇形式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时，即得到词学界的高度评价。《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11月19日载：“接叔雍(赵尊岳
《唐宋词人年谱》于20世纪30年代以单篇形式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时，即得到词学界的高度评价。《天风阁学词日记》1936年11月19日载：“接叔雍(赵尊岳)函——许予词人年谱前无古人。”。至20世纪50年代结集出版后，更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推崇。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12月25日：“得顾肇仓(学颉)函，谓词人十谱乃前人所未为者。”1955年12月27曰：“于心叔处见程千帆函，谓词人十谱为自有词学以来未有之著作。”1956年3月20日：“天五示浦江清信，谓词人年谱到北大书亭时，中文系抢购。”
当然，人们在充分肯定《唐宋词人年谱》的诸多优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该书对与词作本身有关的社会政治、
经济史料关注不够，这就影响到对作品的认识和研究。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1月21日：“得榆生函，谓钱伯城君嫌词人十谱与词之本身发生关涉之资料尚感不足。”1956年4月19日：“步奎示予推荐词人十谱一文，文末指出此书缺点，一为探研社会史实不深……”1956年7月18日：“《文艺书刊》第六期，载榆生介绍词人十谱一文，提四优点之外，提四缺点：一，忽略社会经济情况，影响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对于这个意见，夏承焘是表示认同的，他曾经拟定过一个改进的方案。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55年9月10日：“作函与新文艺出版社钱伯城……附去《唐宋词系年总谱》稿样，分四格：一，作家行实；二，作品可考年代者；三，各种文学艺术有关词学者；四，政治经济大事对词有直接间接影响者。告一年内可整理增辑完成。”遗憾的是，这个《系年总谱》(又名《词林系年》)至今尚未面世，我们还看不到改进之后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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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唐宋词人年谱》，夏承焘还拟定了一个《词人年谱续编》的编写计划。如《天风阁学词日记》1964年8月9日记：“《词人年谱续编》拟目如下：一，柳三变系年。二，东坡词事系年。三，苏门词事系年(黄、秦、晁、赵、毛)。四，李清照年谱(王仲闻、黄盛璋合抄)。稼轩词事系年(义江)。 五，大晟乐府作家系年。周美成年谱会笺(陈思、王国维)。六，张于湖年谱。七，张芦川年谱。八，胡邦衡年谱。九，陈龙川词事系年。十，刘后村年谱(张荃)。十一，刘辰翁年谱。十二，王碧山年谱(属常国武作)。十三，赵青山年谱。十四，张玉田年谱(冯沅君)。”这个《词人年谱续编》原是可以先于《系年总谱》而问世的，但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写作被迫中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作者基本上放弃了学术研究。
词人谱牒之学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在于：(1)通过考证和鉴别，判断有关史料和作品的真伪；(2)通过排比史料，梳理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有关作品的写作背景，展示词人的人生轨迹、创作历程及风格演变；(3)通过叙述词人的家世与交游，勾勒词人生存和创作环境的大致轮廓。词人谱牒之学所使用的那种点线结合、纵横结合、文史结合、内证与外证结合、作家本体与作品本体结合的方法，是传统词学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虽然还有某些不够完善之处，但是就其学术意义和研究方法来讲，它在词人谱牒之学的研究史上无疑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成了词学研究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也成了人们撰写同类著作的一个样板。
二、词乐与声韵之学
夏承焘的词乐之学，包括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对宋燕乐调法、徵角调、调名体系等重要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旋宫转调、八十四调、二十八调、十七宫调等问题的考证等等，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大多体现在《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白石诗词集》(校辑)、《词源注》等专著和《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十七谱译稿》、《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等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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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在词乐研究方面最为人称道者，是对姜白石词谱的整理和破译。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有自度曲17首，自注旁谱，是流传至今唯一完整的宋代词乐文献，然不注律吕而注当时俗字谱，与现今的工尺谱同系而异体，元、明以来，无人能解。清人方成培、戴长庚、陈澧等据《朱子大全》所载谱式，译为工尺谱，张文虎又重加订正，已得十之七八。夏承焘尝言：“张文虎后，于《姜谱》重有发明者，推近人嘉兴唐兰。”然夏氏于唐氏之说，亦多有不认同者。故时人多以夏氏为集大成者。他的贡献，就是将17首姜夔自度曲全部译成现今的工尺谱，使这份唯一流传下来的宋代
音乐文献得以昭示于世。王延龄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