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1)(2)
2014-07-03 01:03
导读：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 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 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 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 版语文》, 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 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 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 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 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 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 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 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 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 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 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
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 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 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 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 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 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 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 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 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 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 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 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 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 那么, 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 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快感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 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 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 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 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 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 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 哼哼哈嘿! 飞檐走壁莫奇怪, 去去就来! ”《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 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 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 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 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 组成话语大拼盘。“ 七个小矮人”、“ 圣诞老人”、“ 兔巴哥”、“ 机器猫”、“ 刘老根”、“ 西瓜太郎”、“ 流氓兔”、“李亚鹏”, 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 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 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 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 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 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 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 爽”、“ 酷”、“MM ”、“ 东东”、“886”、“GG”、“bingo ”、“faint”、“ 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快感的又一个特征: 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 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 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 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 冒犯的快感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