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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2015-05-24 01:46

【作 者】张伯江
【作者简介】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文章分3个专题讨论了功能语法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1)语法成分作用的层次。以疑问和否定、“了”和“的”为例，观察它们在不同层面的语法单位上所表现出的不同作用；2)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以关系从句和“把”字句为例，讨论不同语体中倾向性规律的差异；3)动态的论元结构观。以施事和受事为例，讨论高频动词和低频动词在论元结构选择方面的差异。 (免费网http://www.lwkoo.cn)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功能语法/语体/动态浮现语法
【正 文】
1　引言
近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在借鉴功能语法方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显示了功能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巨大潜力。本文试图结合功能语法的基本学术理念的讨论，探讨功能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实际应用问题。
功能语法考虑的所有问题，可以用1句话概括，那就是“语法何以如此(how grammars come to be the way they are)”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形式语法学者并不引导人们去考虑的，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属于人的天赋的。形式派语法学者把语言看成1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结构原则控制的，自身具有1致性和简明性。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寻求对系统组织的解释；而功能派语法学者则宁愿把语言看成1个开放的系统，他们认为语言的内部远远不是完美组织的，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些组织形式，其实都是产生于语言的生态环境中。所谓语言的生态环境，指的就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服务于人们日常交际和互动的功能，以及它所负载的全部的认知属性、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功能语法学者的工作就是在语言的这种生态环境中，试图讲清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功能影响语法结构这1现象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从语言系统的外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

关于功能语法源流及学术理念的讨论文章，以下这些都是值得参考的：陈平(1987)，廖秋忠(1991a、1991b)，陶红印(1994)，Thompson(1992)，Noonan(1999)；评述功能语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的，可以参看Tai，Thompson & Biq(1996)，Biq(2000)，屈承熹(2001)等；形式主义学者对功能语法的评介可以参看Newmeyer(1999，2003)，徐烈炯(2002)。本文不再系统介绍功能语法的理论，只是结合国内外新近的研究趋势，讨论几个笔者认为值得重视的方法问题。
2　语法成分作用的层次
功能语法既然是关心交际的，其关注范围当然就不仅限于句子内部，而是语言交际的全部活动中，而传统语法乃至当代形式主义的语法则都是着重研究句子内部的结构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功能语法与着重形式的语法之区别仅仅在于工作领域的不同呢？意义当然不仅如此。功能语法看重语言的交际作用，便从交际事实中发现了1些传统上局限于句子所不能完全概括的语法现象。
2. 1　从疑问和否定的不同作用说起
这里首先介绍1项关于疑问和否定的研究，来看看功能语法独到的发现。以往的语法描述里，疑问和否定都是作为跟1般肯定句对立的形式看待的，它们的特殊句法1向引人注意。但是疑问和肯定的语法表现各自的根本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少有人追究。S. A. Thompson(1998)根据前人对世界语言广泛调查的材料，归纳出疑问表达的5种方式：1)动词倒置(inversion)；2)疑问语素(interrogative morphemes)；3)附加问句(tag questions)；4)非语调性语音标记(non-intonational phonological markers)；5)语调(intonation)。这5种手段其实有1个共同的特点，不是在句子的开头就是在句子的结尾，或是凌驾于整个句子的语音形式，1句话，都是作用于整个句子的。再看否定形式，同样，根据广泛的调查，世界语言的否定形式不外乎3种：1)否定助词(negative particles)；2)否定动词(negative verbs)；3)否定词缀(negative affix)。这3种形式全都是直接与句子的核心谓语动词发生关系的。面对这样的事实，Thompson提出了1个问题：为什么疑问表示法总是在句子平面，而否定表示法总是在谓语中心？这似乎很难给出结构角度的解释。
对此，她从功能语法的视角给出了答案。疑问是1种交互性的语言行为，典型的交互式话语形式就是由1问1答构成的。起着提问作用的疑问句，它的作用就是变换话轮(turn taking)。而否定呢，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关于命题真伪的判断，并不在交互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总是用来否定1些不依赖于语境的事件或状态。所以，疑问的句法表现总是位于交互行为的基本单位——小句上，否定的句法表现总是位于小句的核心——谓语上。至此，功能语法学者第1次从交际的视角，揭示了“疑问”和“否定”是处在不同层面的东西。 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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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吗”问句的语法化过程正好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据蒋绍愚(1994)的介绍，汉语的句末疑问语气词“吗”是从否定词发展来的，以下例句代表了发展过程中的几种典型情况：
(1)吾非爱道于子也，怨子不可予也。(《淮南子》)
(2)秦王以105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记》)
(3)世间羸瘦，有剧我者无？(《贤愚经》)
(4)秦川得及此间无？(唐诗)
(5)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断肠知磨？(《敦煌文书》)
(6)张眉努目喧破罗，签翁及母怕你摩？(同上)
(7)这是爆竹吗？(《红楼梦》)
虽然“不”、“无”、“磨”、“摩”、“吗”几个字之间还有比较复杂的关系，但汉语历史语法学者对“吗”来自于否定词这1点是有共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当“吗”的前身作为纯粹的否定词的时候，它的句法位置是紧挨着句中主要动词的；当它开始起1定的疑问作用的时候，就有了处于句末的倾向；当它完全变成专职的疑问语气词的时候，就固定在句末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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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现代汉语“了”的不同作用层面
再看1个例子，现代汉语“了”的问题。“了”是现代汉语里最重要的语法标记词之1，1般认为它是表示动词的某种语法性质的。关于“了”分为几个语素，“了”的语法意义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界有很多争论，本文对“了”的语法意义，分别认同马希文(1983)、刘勋宁(1988)和Li，Thompson & Thompson(1982)的概括，我们分别称之为“了[，0]”、“了[，1]”和“了[，2]”。“了[，0]”是个专职做补语的意义比较实在的成分，北京口语里读音为[lou]，意义为“了结”，跟某些方言里的“～掉”意思差不多；“了[，1]”是动词的体标记，表示实现；“了[，2]”是用在句子末尾，表示该句话的状态是与某个说话时候相关的。
以下是使用“了[，0]”、“了[，1]”和“了[，2]”的1些例子：
(8)a. 别吃了[，1](不要继续吃了)　(8)b. 别吃了[，0](不要吃掉)
(9)a. 吃了[，1]两个菜了[，2](两个菜都吃到了)　(9)b. 吃了[，0]两个菜了[，2](两个菜都吃光了)
(10)a. 别吃了[，1]+啊=别吃啦　(10)b. 别吃了[，0]+啊=别吃喽哇
(11)说了[，1]老半天也没解决了[，0]问题/幸亏没扔了[，0]它，今天又用上了[，2]
(12)走了[，1]3天了[，2]～没走3天呢/走了[，1]没3天[呢]
(13)走了[，0]3天了[，2]～走了[，0]没3天呢/没走了[，0]3天呢
(14)阿姨上街买菜去了[，2]～阿姨不是上街买菜去了[，2]
我们用表格的形式概括3个“了”的所有特征：
　　　　　 语音　　功能　　　语义　　否定　　　否定祈使
了[，0]　　lou　　 补　语　　结束　　没～了　　别/喝了
了[，1]　　le　　　体标记　　实现　　没～　　　别/喝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了[，2]　　le/la　 语气词　　已然　　不是～了　别喝/了
我们从中所看出的明显的规律是：了[，0]意义最为实在，它的作用范围是在具体的动词上，但不1定是句子的中心谓语动词；了[，1]意义较了[，0]虚些，它的作用范围是在中心谓语上，表明句子的时体特征；了[，2]意义更虚些，它的作用范围在整个句子上，表明的是句子命题内容与说话情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再次看到，完全起着交际作用、不影响句子命题内容的成分，倾向于处在句子的外边；跟事件时间意义相关的成分，附着在主要谓语上；仅仅实现词汇性意义的成分，粘在词上。
2. 3　现代汉语“的”的不同作用层面
再看“的”的情况，也是如此。北京话里同样写作“的”的成分也许涉及不同的语素，按朱德熙(1961)的分析，以下3种情况下的“的”应该是同1个语素，至少是同1个语素的变体：
(15)老王的烟斗　　(16)老王买的烟　　(17)老王不抽烟的
从普通语言学的观点看，例(15)中的“的”可以看作领属关系标志(genitive marker)；例(16)中的“的”可以看作关系小句标志(relative marker)；例(17)中的“的”可以看作传信范畴标志(evidential marker)。3个例子里的“的”的性质差异可以用下面这个表来概括(为方便，这里径用例句编号来称说)：
　　　　 “的”前成分　 功能　　　　作用域
的(15)　　名词/代词　　 领属标志　　领有者名词
的(16)　　动词短语　　　关系化标志　关系化小句
的(17)　　句子　　　　　传信标志　　整个命题
作为领属标志的“的”可以说是汉语里具有形态学意义的语法手段，名词、代词只要后边加了这个“的”字，就强制性的成为属格身份；作为关系化标志的“的”，则是通过提取句法成分的办法，使谓词性成分体词化的句法手段；而作为传信标志的“的”，并不改变原来句子的命题意义和句法结构，只是在句子外边外加1种说话人的态度因素。我们看到的规律性的事实仍然是：完全起着交际作用、不影响句子命题内容的成分，倾向于处在句子的外边；事件结构内部的语义调整，该语法成分附着在主要句法角色上；仅仅实现词汇性意义的成分，粘在词上。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2. 4　区分不同层面的根源在于语言的交际功能观
由于功能语法学者惯于选择这样的视点，也就很容易发现类似的事实。如Sweetser早就明确指出，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语可以有歧义地在3个不同的层面上操作：命题内容的层面(propositional content level)，认识世界的层面(epistemic world level)和言语行为情景的层面(speech act level)(见毕永峨1989)。不过，这个思想以往首先引导人们去观察的是那些跟情态有关的词语，如关于英语must等词的研究，很好的例示了3个话语平面的表现。毕永峨(1987)用这种思想分析了汉语副词“也”的基本语义和引申意义之间的联系，区别了“也”的3种用法：1)对称性并列；2)程度性包含；3)评价性婉转。3种用法分别关系到：1)语段的命题内容；2)说话人得出假设、推理和推测的认识世界；3)涉及说话人的说话情景。很好地辨清了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语义。我们把这种思想再延伸到结构助词“的”、“了”的观察中，同样得出了新鲜的发现。
功能语法最重要的发现，首先是那些在交际过程中起着表达说话人态度作用的成分；看到这1层以后，就可以进1步理解，其实语言成分的作用范围是有大小不同的。作用范围越小的，功能越具体，句法强制性越强；作用范围越大的，功能和意义越抽象，也就越多地体现出客观意义减弱、主观意义增强的特点。相对比而言，那种强行分开词法与句法、句法与篇章的做法，显然不如功能语法的这种视角能看到更多更全面的语法事实。
3　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
3. 1　汉语学界重视语体区分的传统
假如汉语也有“数(mumber)”的语法范畴的话，“现代汉语语法”这个概念，在有些语法学者的脑子里可能是个“单数”的概念，但是在功能语法学者说起这个概念的时候，1定是“复数”的。功能语法学者不认为有哪种抽象的、1致的“语法”存在，不同的语体里有不同的语法。早在210世纪410年代，吕叔湘先生就讨论过不同语体的不同特点问题；410年以后，面对语料混杂带来的语法研究的局部混乱，朱德熙先生更加严厉地剖析了混同语料层次做法的逻辑荒谬，强调无论研究口语还是书面语，都应该把“各个层次都11弄清楚了”，才谈得上整体上的综合性研究(朱德熙1987)。朱德熙(1986)对“进行”、“加以”等词的专项研究，目的之1就是“想说明书面语语法研究和口语语法研究应该分开进行，不能混为1谈。”其后，胡明扬(1993)也专门撰文强调这1问题。
陆俭明(1985)是在功能语法理论尚未全面引入汉语研究之前比较好的体现了功能语法“不同语体有不同语法规律”思想的代表作。陆文敏锐地捕捉到现代汉语里意义相同的“去+VP”和“VP+去”格式有时并不能自由换着说这个微妙的现象，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辨析了2者受到的句法-语义制约以后，特别调查了两种格式在不同语体里的分布，发现“去+VP”倾向于自由地运用于普通话书面语和南方方言，很少用于北京口语，“VP+去”则是北京口语以及许多北方方言的首要选择，而语体分工带到普通书面语中又继之形成了功能分工。 [NextPage]

 

3. 2　功能语法对语体分类的理论认识
功能语法学者把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陶红印(1999)指出，“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口语-书面语”简单两分的语体分类模式就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了。陶红印(1999)介绍了功能语法学者关于语体分类提出的几种角度：传媒(medium)和表达方式(mode)；有准备的(planned)和无准备的(unplanned)；庄重的(formal)和非庄重的(informal)，等等。可以看出，以往的语体分类具有明显的修辞学色彩，而这些分类角度则基本是从语法特征考虑的。
功能语法学者1直具有比较明确的语体意识，他们的1些经典研究，如Hopper & Thompson(1980)就是着眼于叙事体结构中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的对立，进而阐述了及物关系(transitivity)的相应语法表现，这样的工作，都是在明确区分语体的前提下进行的，近年来，他们更多的是着重于观察自然口语(spontaneous speech)中的语法表现。对比Hopper & Thompson(1980)和Thompson & Hopper(2001)，可以读到侧重点完全不同的相同结论：前者总结出高及物性特征总是伴随在叙述语体的故事主线上；后者则发现低及物性特征是日常对话的常态，语言是人们用以表达态度、传达情感的主要工具，而不是主要用来叙述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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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口语中叙述语体与对话语体的差异之例
同样是无准备的自然口语，叙事和对话也有鲜明的差别。陶红印(2002)和方梅、宋贞花(2004)同样是针对口语关系从句的研究，都是取样于无准备的自然口语的转写材料，都是采取对关系从句的分布作穷尽统计的方法，但是得出的结果却很不相同。首先，陶文发现，叙事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是表示时间的，其次是指人的，再次是指物的；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口语中出现最多的关系从句首先是指物功能的，其次才是指时间和指人的。对此，陶文的解释是，叙事篇章中时间从句主要是起着标志情节转移作用的，情节转移是叙述中最重要的，所以这类从句出现的最多；方、宋认为，叙事语体的过程性和事件性决定了指时间类关系从句使用频率高，而对话语体的现场性和评论性决定了时间类从句不是高频用法。第2，指人的关系从句不论在叙事中还是对话中都是重要的1类，但是，陶文指出叙事体中其首要功能是追踪人物，其次是引进人物，再次是命名人物；方、宋文则发现，对话体中关系从句的首要功能是命名人物，其次是追踪人物，再次是引进人物。第3，他们的文章还显示了叙事体不容许非现实时间状态的表达、而对话体常有非现实时间状态表达的特点。这些同样都是两种语体“过程性”和“评论性”的对立使然。
3. 4　书面语中“把/将”功能差异之例
国内外学者呼吁重视语体差异对语法影响的人，大多是强调应该更多地重视口语研究。但是语体区分的观念，也理所应当地对非口语现象有更深的理解和分析，朱德熙(1986)就是书面汉语研究的1个很好的例证。下面再讨论两个跟“把”字句有关的现象。陶红印(1999)发现，语法论著中讲到“把”和“将”的区别总是说“将”字句只用在书面语上。但陶文对不同的书面语的考察发现，在报纸社论1类文章中“将”与“把”的比例是1∶20；而在菜谱、说明书1类文字中，“将”与“把”的比例超过2∶1。这似乎不能用庄重与非庄重的区别来解释，陶文的解释是说明性文字是操作性的文体，要求简练，所以选择了更接近文言的形式“将”。沈家煊(2002)认为，“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是“主观处置”，表示主观处置也是“把”字句兴起的动因，如果在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有数个处置介词并存，它们的使用频率和主观性程度肯定是不1样的。《老残游记》的语言事实证明了“将”字主观意义衰落、“把”字主观意义增强的事实。现代汉语里“将”字用法进1步萎缩，它的最合适的使用场合恰恰就是在主观意义几乎弱化为0、客观意义为主的菜谱、说明书1类文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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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通指意义的语体适用性之例
另1个跟“把”字句书面用法有关的例子是“无定宾语”问题。“把”字句的宾语倾向于使用有定形式，但无定形式似乎也不少见。陶红印、张伯江(2000)对实际语料调查以后发现，书面语中无定“把”字宾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达功能并不是表示不定指(indefinite)的，而是表示通指(generic)的。这是不是现代汉语无定式“把”字句的原型语义呢？陶、张选取了现代书面汉语中极为典型的1种独立于特定语境之外的语体——词典的释义语言，进行了1项典型考察。结果发现，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语言中，所有“把1个N”形式都是表通指的。词典释义讲的都是1般情况，很少有较多的上下文，更没有特定的说话情境，这种语体应该是最清楚地凸显了句式的无标记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法学家相信，通指意义主要是来自句子意义，而不是词汇语义：非事件性的谓语、1般性而非个体性的命题陈述决定着名词成分的通指属性(刘丹青2002)。选择语境依赖性最低、普遍意义最强、个体色彩最弱的词典释义语言来检验“把+无定名词”的本质意义，可以说是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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