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1](10)
2015-04-13 02:13
导读：--------------------------------------------------------------------------------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禁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
--------------------------------------------------------------------------------8.1金融体制产权改革银行产权改革在我国的金融业中历来被视为禁区，最近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热点。在2002年初的一次银行业研讨会上，许多人都明确表示改变银行体制的根本在于改革产权制度。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都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多年来，银行尝试了各种改革，但结果并不理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正是产权没有得到改革等原因。纵观世界，自从1970年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民营银行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在2001年民营银行占全球银行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国有银行还占主导地位，可惜，这些都是一些穷国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有银行所占的比例都低于10%，而且其比重还在持续下降，这个事实是谁都难以否认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开放民营银行是迟早要办的事情。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比重还在继续上升，早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在别的领域中可以这样作，为什么在金融领域中就不行呢？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日前表示，民营银行是我国未来间接融资需要大力发展的主体。经叔平说，民营银行是未来间接融资主体。特别是类似民生银行这样以非国有股份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根本上解决了体制问题，实现了完全市场化运作，割断了体制内生成金融风险问题。不断壮大民营银行整体规模，不但会引起中国金融格局的变化而形成低风险高效率的良好局面，更有利于缓解结构性矛盾，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刘明康也说，目前，国内银行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机制。[23]众所周知，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融资叫做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被称为间接融资。倘若要让民营银行成为间接融资的主体，那么就绝对不是按照目前的改革措施所能达成的目标。改革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促进民营银行的诞生与发展。不改变当前的产权结构就不可能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也就很难摆脱当前的金融困境。要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绝对不是上市发行一些股票，招些小股东能办到的。允许较大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银行参股，将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和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恐怕比改革那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还要困难。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非改不可，但是，这一改革需要外部竞争环境。在现有金融结构下，无论设计什么样的股份结构，最终都会流于形式，走过场。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绝对不可能凭空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在5年前曾经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澄清人们的思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浙江、福建、广东，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得很快，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健全，那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也相当顺利。在东北、西北，由于民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低，市场竞争机制发育不够，那些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成果不显著。要真正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必须要开放民营银行。银行就是银行，银行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为什么非要在所有制上作文章呢？所有制歧视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宪法的。如果说专业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之间有所区别的话，还有些道理。国有银行更适合完成配合国家财经政策的任务，执行专业银行的职责。民营银行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服务，适合于多变的市场竞争。究竟是民营银行还是国有银行哪一个更适合形势，要看哪种形式更有效率，更能够疏通金融渠道。当前特别是要看哪种形式更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据报道，在2002年民营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的金融供给不足情况有所加剧，致使“地下钱庄”频频抬头。[24]显然，目前金融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开放民营银行最重要的意义也许还不在于他们可以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民营银行的制度创新为国有银行提供一个对立面，加强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只有迅速提高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才有可能讨论如何逐步实现对外开放金融的问题。8.2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从目前(2002年4月)的情况来看，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经过一年多努力，在有限地区进行民营银行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讨论民营金融试点的时机是否成熟的标准也许应当包括如下几点：(1)有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是否有指导意义？(2)有没有支持试点的外部环境？(3)有没有能够推动试点的研究力量？(4)会不会出乱子，闯大祸？首先，经过国内外几十多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民营银行二百问》已经完成。[25]尽管这本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讲，开放民营银行的关键问题已经梳理清楚了。其次，经过几年的整顿之后，国内金融形势比较平稳。为民营银行试点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为开放民营银行做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自从2000年7月以来，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广泛进行了关于民营银行的讨论使得民众已经逐步了解了开放民营银行是大势所趋。现在开展试点，水到渠成，不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误解。第三，在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苏南、广东、西北、东北等五个试点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个试点的背后都有相当强的研究力量。最关键的是学者们得到了共识。有这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监管和帮助，即使马上就开始民营银行的试点也不会给中国的金融体制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冲击。只要能够小心谨慎，稳扎稳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关键问题，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试点的局面，翻不了船。8.3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从各种文件和报道来看，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和加强金融监管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目前的做法很难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目前，强调以加强监管来防范金融风暴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仍然是治表，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如果不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恐怕金融风险非但不能缓解，反而有可能累积起来，成为心腹大患。面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要害就是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打破垄断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有银行对金融业的垄断局面。打破金融垄断的要害就是首先开放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在制度创新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在实际业务上对国有银行的挑战。随着民营银行的成长，通过公平的竞争，国有银行有可能完善自身的运行和监管机制。开放民营银行不是一种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只有从加强中国金融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这样战略高度上来考虑，才能够认识到开放民营银行的重大战略意义，才能够认识到拖延战术是何等迂腐荒谬。有人质疑说，让民营银行诞生，难道他们就能够对付得了那些外资银行吗？确实，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上拳击台实在是有些荒唐。当年，中央军在日本鬼子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有谁看得起八路军？当八路军向敌后挺进的时候，不是也有人怀疑，就凭八路军的那几支枪还不是去送死？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内部机制好，弱小也会变得强大。就象中国的民营企业一样，只要民营银行的机制设计正确就一定会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和外资银行的较量中，反倒是民营银行最容易适应环境，找到外资银行缺乏竞争力的空间，很快地发展起来。在将来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才会真正体会到创建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开放民营银行的建议触动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拖延回避。可是，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连同民营银行竞争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同强大的外资银行同台竞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资银行竞争，却天天在防范民营银行，如果有人批评说你们“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当如何解释？民营银行再怎么说也还是中资金融机构，按照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只要搞好“准入，监管，退出”三个法规的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天下不会大乱。8.4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密西根大学的Olson教授说，只有在一个国家遭受极大的冲击之后，才会真正实行改革。他说的“极大冲击”指的是外族入侵，政权更替。韩国的例子又一次验证了这个理论。目前韩国推进了大刀阔斧的金融体制改革。世界银行的专家颇有感慨地说，如果韩国不遭遇金融危机，恐怕这些改革措施仍然还停留在学者的论坛上。在韩国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高层金融官员关的关，撤的撤，下狱300多人，从而为金融改革扫清了道路。无论如何，中国的金融体制早晚是要改革的，不改革，万一闯了大祸，最终遭殃的是无辜的老百姓。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在避免金融危机的前提下推进金融改革？拖字诀看来似乎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总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拖来拖去，就会贻误时机，拖垮我们的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而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充分研究和准备就贸然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措施，很可能把金融改革引入歧途。“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22]参见《中评网》，，钟伟主页。[23]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1月23日。[24]参见《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2年1月。[25]参见徐滇庆主编《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