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中的金融战略(4)
2016-02-05 01:28
导读：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
七十年代初，日本借助于电子与汽车等工业，取得了对于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市场的贸易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贸易地位逐渐演化成日本的金融优势，日元在1985年的广场饭店会议后大幅升值。日本的金融实力得到非同寻常的增长，日元开始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然而，日本的金融体制存在两大漏洞：产业金融而非市场金融为主体的国内金融体系；依附于国际贸易而非国内经济的日元。前者形成了日本金融脆弱性，尤其是其银行体系的呆坏帐率极高，金融体系的市场敏感度不够，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水平差；后者，形成了日元政策的主动性丧失，贸易关系往往决定了日元的走势，日元事实是由美元的政策决定的，即美国人通过改变美元对日元的比价而占尽先机、大发利市。
升值后的日元并没有适合的金融市场进行稳健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作为有限，除了充实了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实体经济产业和金融产业外，便是在国内大幅沽高了投机行情。加之日本金融监管的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日本金融投机的热潮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续演，尚不知何时收场。
日元升值的战略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日本的直接出口，使其改变了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竞争的贸易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进入到资本输出为主的日本，大量向东南亚输出生产，但是，却要以美元结算，这样日本的生产输出事实上没有稳定的货币体系基础作为支持。日本学者吉川元忠认为，与美元生死相关，深陷美元圈套是日本经济二十年余来的祸根。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难产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日本的金融管制体系在改革之前尽归大藏省，是特色突出的“僚属监管”。并有所谓“护卫舰队”之说，“护卫舰队”语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的海军，舰队的行进速度往往以最慢者为准，以使整个舰队的一共同行进。这种监管的价值观促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长期低质量发展。政策金融形成了低利率的长期管制，而银行体系仍然可以享受稳定的利差。这又反过来推进了日本银行的规模扩张形态为主的竞争。金融监管当局的独立性缺乏，以及“护卫舰队”的监管模式要求照顾弱者，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抵御风险的能力，预示着日本金融全局发生整体性危机的可怕后果。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银行达到资本充足率8％等措施，暴露了日本银行业的脆弱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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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平城危机”，危机暴露了日本社会的深刻问题，这促使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则，日本的金融改革也只会停留在纸面上。1955年日本自民党上台，长期一党执政，在野党被称为“万年野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3年。政治方面的僵化，推助了政党、官僚和财阀“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和长期维系。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的政治动荡开始，三年之内换了五任首相。上层改革似乎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而下层则开始松动。在长信倒闭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忠诚精神停留在表面，近来，韩国大量地吸纳日本的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周末的羽田机场处处可见飞往汉城兼工的日本大企业的高级技术人员，这正在动摇与侵蚀日本的产业根基。而由于人口的下降，日本人均收入依然会在未来的经济水平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每5年提高1％。这说明日本的改革动力匮乏。
日本深受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已经是赤字高攀，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债务国。金融方面，日本在八十年代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改革暴露了日本金融的脆弱性，加之日本陷入了经济泡沫破裂的危机中，日本的金融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乏善可称。日本最近开始日元贬值的战略，说明日本的金融改革已经乏力，日元贬值实际上是输出日本的金融危机。
日本对于东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不仅体现着经济发展模式上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战略选择和推动产业链式升级，而且体现在以党、官、财的紧密关系为依托的上层体制和强调下层社会的忠诚与奉献精神的依附性结构上。事实上，在1997年以降的东南亚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几乎处处显现出对于日本模式粗糙翻版的痕迹。这种注重产品质量而会忽视甚至漠视市场运行质量的“裙带资本主义体系”，基本上瓦解了整个金融管制体系健康发展的可能性，金融管制失败是非常广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