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银行业绩比较及我国银行改革重点(2)

　　由于我国银行是国有国营或者公有公营的，九大国家银行也好，4.4万家农村信用社也好，还是90家城市商业银行和上百家信投公司也好，由于早些年有些党政机关和人员随意逼贷，借款企业或建设项目法人本身信用观念又极其淡薄，更因过去一些基层行长和信贷员盛行“吃拿卡要”，缺乏风险责任意识，各类贷款机构不良贷款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可疑、损失类贷款存量不下于上万亿元，九大国家银行大约有七八千亿元不良贷款。这些呆账贷款中有一部分是1992年前后各地乱办开发区、乱上房地产项目时累积成的，那时设立的二百多家信投公司接连倒闭，“信托投资”成了“盲托乱投”。吉林化工公司早些年新上马30万吨乙烯项目，一百多亿元投资全部由银行贷款，建成后产品没市场就去冒险炒国际期货，其损失是触目惊心的。最后吉林化工公司被迫重组，巨额贷款成了坏账，银行资产损失惨重。

　　1994～1996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量收购贷款被粮棉油收储企业挪作他用而严重流失，要靠央行每年不断地增扩再贷款来支撑抵补。陈粮陈棉积压严重，给占央行再贷款近一半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式循环，带来了很大压力，收购资金“跑冒漏滴”时有发生，应收贷款本金和利息不能按期足额收回，贷款资产损失风险加大，1600多个县级支行潜在的经营性亏损问题相当严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因资金来源和运用渠道特殊，呆坏账准备金提取以及核销数量不多，这几年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已成为很突出的问题。

　　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和债券银行是从事中长期设备投资和设施贷款的专门银行，它就是因呆滞贷款过多、支付清偿能力不足，遭到了倒闭清算的厄运。这些前车之鉴值得我国银行深思。尤其是1997年11月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破产，更应让我们在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忽视国家银行因全力支持西部大建设而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7家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曾拆进大量高息短期资金，向开发商和居民盲目投放中长期房贷，形成八九百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曾在1995年就掀起了巨大金融风波。

　　在私有银行制的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并不承担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义务，其业务经营以及机构和员工配置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仅仅受央行基准利率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使公营银行为企业承但的间接融资职责和压力过重，社会可用资金有80%以上都通过银行存贷来集散循环，目前数额高达10万亿元上下，相当于2001年GDP的1.2倍和财政收入的10倍左右。一旦局部的“点、线”发生支付困难，很容易引发系统性和全局性风险。1997～1999年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银行破产危机和经济萧条，就是因金融局部细菌感染引发金融经济有机体全身溃烂，而大炒家索罗斯之辈乘虚而入来推波助澜。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投公司、海南发展银行、中银信投公司和广东国投公司等许多机构的破产关闭、境内境外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的深刻教训，应能警醒国内银行、证券和信托行业，对本身经营前景再不能掉以轻心。1997年上半年，海南省原本有34家城市信用社，由于发放了大量人情贷款、“官定”贷款，很大部分成为呆坏账，资产质量普遍较差，债权债务关系混乱，各城信社备付金比率总处于很低的水平，以致普遍发生严重的支付清偿危机。央行不得不对其大整顿，只留存1家，关闭5家，其余28家并入本来盈利状况较好的海南发展银行，成为其十多家支行。但是，不到一年海南发展银行也被这些资不抵债的信用社给拖垮了。从1997年8月至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连给海南发展银行提供了近四十亿元再贷款，但终因城信社坏账贷款过多，以及存款资金又来自盲目的高息拆借、揽储和集资途径，海发行在央行“断奶（不再追加再贷款）”后，马上就丧失了清偿支付能力，引发了市民突击挤提储蓄的恐慌风潮，流动性愈显不足，最后甚至到了每个储户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现钞的不可思议的地步。央行不得不在1998年6月底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同时指定由工商银行来托管其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全部境外债务以及境内储户本金和合法利息，对境内的机构债务在全面清算后，按破产程序只能酌情部分偿付，同时四十亿元央行贷款也要流失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