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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结构变迁的制度分析(1)

2017-08-21 06:25 摘要：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农村金融的特点。我国小农经济的“超稳态”结构是导致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因素，小农经济下催生的金融活动具有自我封闭的特征，因此，政府介入金融制度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促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要实现这一过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应当从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着手设计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的方案。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创新，改革　　一、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金融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土壤之上的制度安排。基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决定金融发展及其结构，因此只有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征分析人手，才能找到农村金融创新动力的逻辑起点。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历史比较漫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这本身就蕴含着我国农村问题的特殊魅力。迄今为止，应当说，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献已比较丰富，但是涉及我国农村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立足于历史长期演进视角者依然鲜见(张杰，2003)。”’正是因为如此，今天，大凡涉及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依然无法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这一点在目前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当的分析视角就显得十分重要。　　谈到农村问题，不得不研究农村经济的细胞——农户，宏观层面——农村经济运行正是微观层次——农户行为的有机组合。国外历史文献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农户的理性动机，可称之为“理性小农说”。例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企业，小农的行为准则与企业的行为准则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改造传统农业与企业追求利润过程当中获得创新激励的路径是一致的。另一类侧重农户生存逻辑，可称之为“生存伦理说”。蔡亚诺夫(Chayanov)认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户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是有根本区别的，由于农户不是资本所有者，因而其行为特征不可能与企业主一致，如果说企业家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首先考虑的则是温饱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去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比较。为此，农户的行为模式是无法简单套用市场化的分析套路的。以上两种思路仅仅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农户行为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其研究蓝本毕竟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如果将视角移至我国农村，会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黄宗智教授对我国农户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我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　　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同，黄宗智认为，我国农民的“半无产化”状态决定了我国小农经济的独特属性：农户除了不多的土地之外再无其他资产，因而是一种“半无产”状态，这种半无产状态又形成了农户独特的收入结构——农业收入与非农佣工收入，以两者之和维持生计。这种状态在过去表现为农民在种地的同时，还要经常外出扛长工、打短工，在当今的社会中则演变为以“乡下农民”与“城市农民工”双重身份来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格局之所以能长时间延续，首先是基于我国农业人口“过密化”的特殊原因，无论是单纯务农收入还是单纯的非农佣工收入，都无法保障农户的生存，只有同时以两者支撑，才能保证生计之需。黄宗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收入的地位不是等量齐观的，务农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一种“生存保险收入”，非农佣工收入尽管可以从形式上超过农业收入，却只能是一种“补充收入”。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务农收人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因为对农民而言，与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具有无法割舍的文化、习俗与情感联系，土地除了维持生存之外还有确立家庭尊严、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等厚重的内涵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分析来说明的。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范式对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非但不适用，而且相去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尽管黄宗智的分析与蔡亚诺夫的分析结论相似，但从过程与层次上看，黄宗智教授的观点显然要更深入一步，因为他的分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 般经济因素分析的层面上，而且涉及到了历史人文因素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根据“小农命题”的逻辑；不难得出推论，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具有一种“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到了当代，外部的市场因素也很难迅速瓦解小农经济的格局。　　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逻辑，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必然要影响到农村的金融结构及其性质。由于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自我封闭属性，这种经济模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信用活动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在农村所见到的被称为“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活动常常都与血缘、亲情、邻里关系相关联，而且交易过程都是人格化而非匿名化的，这种金融交易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活动的开放性、匿名性、广泛性相去甚远。正是因为如此，农村金融内部的创新过程就会表现得迟缓且与外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　　二、政府介入状态下金融创新的格局　　小农经济的存在与延续，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显然是不兼容的，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也必然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障碍。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政府介入金融创新的逻辑思路必然是：运用政府主导之下的信用力量，使小农经济迅速向社会化大生产融合。无论是从大跃进时期将信用社由民办强制转化为官办，还是1994年将中国农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出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1996年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分离，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的推出等一系列举措无不体现这一基本主导思想。　　从宏观层面分析，这种主导思想与政府的理性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发展缓慢，农业向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滞后，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介入，实施“强制型”或通俗地称为“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而言，政府主导的金融创新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其中也可能包含一些十分具体的微观层面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但制度供给一旦确立，相应的微观层面创新内涵与外延也就基本确立了。　　如果将这种创新路径与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路径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差异。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创新主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来自于市场活动，正是由于微观的创新，导致原有的金融制度规则不再适应新的金融交易过程和新的金融活动程序，最后导致一国金融制度、监管规则的调整，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微观、后宏观；我国农村金融创新则是先有制度供给，然后出现新的金融产品、服务、交易方式等，整个创新路径体现为先宏观、后微观。为何会田现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相反路径，一些学者从我国社会经济的“二重结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在纵向社会结构之下，政府的权威可以降低制度变革成本，至少可以节省创新过程的时间成本。固为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否定“政府干预”之下的各种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事实上，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以来，农行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曾一度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农村金融的作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农行一直是农业信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自1980年以来，农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由1980年的58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986亿元，增长了41.4倍，年递增20.6%。农行的农业贷款也在逐年增长，由1980年的128亿元，增长为2000年的4877亿元，增长了37.1倍，年递增18.9%。从客观上讲，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农业发展还是农村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时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超稳态”小农经济是一次不小的冲击。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没有政府安排下的农业银行、信用社的金融支撑，很难想象大量的乡镇企业会有一个迅速成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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