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2)
2017-09-12 06:32
导读: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
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市场上产生了马克汇价过低的说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到了要求马克升值。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价上涨率比其他国家低,因而国际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长期顺差。1961年,马克升值5%,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的10年(1958年除外)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人们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高潮,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突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机又引起了对德国马克的投机活动。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特别提款权升值3%。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特别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
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报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明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
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策略和国际商业教授琳达—利姆在《中国是在吃掉别人的午餐,还是在给它加量?》一文中认为,中国的GDP占世界总值的4%还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和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远不足以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以贸易为例,根据WTO的,中国2001年的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这一比例增至4.6%。这低于东盟10国的5.3%,而东盟的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40%,GDP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日本仍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产品的份额较高,约占总进口商品的9.3%,在这方面,中国仍不及欧盟(占美国进口额的19.2%)、加拿大(占18.7%)、墨西哥(占11.3%)和日本(占11%)。中国是日本一个重要的进口国,占日本进口额的16.6%,美国产品则占日本进口额的18.3%,欧盟占12.8%。2001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的数量增长了2.5%,可是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的进口分别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国从其他亚洲国家减少的250亿美元进口远远高于从中国增加的25亿美元进口,这表明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资减少和技术行业持续的不景气而削减了进口的高零部件和设备的数量,美国商品的进口数量总体下降了6.2%。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受到这种下降的影响,因为它们品种繁多,而且更以消费者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中国不仅没有阻碍其亚洲邻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本地区传统贸易伙伴的3-4倍。 同时,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首要元凶,虽然中国出口加工业对低端产品的价格产生了下调压力,但中国对进口的强劲需求对稳定全球信息科技产品、资本密集型设备及商品的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5%,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5%。 2.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尚不成熟。我认为,在制定汇价政策时,必须以我国经济的长远目标为基础,理想的人民币政策是决定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固然,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公司购买外国资产并在海外扩展时所花的资金较少,国家的外债也将减少,中国公司进口外国技术的费用也将减少。然而,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使中国正在摆脱的物价持续下降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公司将更难赢利;它还可能加剧国有银行面临的问题。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500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放慢,还可能会促使金融整顿推迟;最坏的影响恐怕是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阻碍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最终还会影响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