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经济学毕业论文 > 金融论文 > 正文

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上

2017-10-12 06:36 随着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加深，货币合作已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东亚货币合作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赘述。　　从当前东亚的现实情况看，各国已开展了一些货币合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货币合作是各国比较国家利益基础上的选择，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然而欧元的成功实践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货币合作的信心，激发了学者对于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热情。所以，对于东亚货币合作，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各国的金融合作可以从经济、金融的对话机制开始，到区域内的融资便利机制，再到汇率制度安排、固定汇率区，最后可发展到单一货币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加深　　东亚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过去30年，全球经济每年的增长率是3.5%，而东亚达到8.5%，高于全球5个百分点。另外，由于东亚国家(地区)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投资往来，区域整体的贸易一体化水平同欧盟相当。其突出特点体现在高度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上。现在东亚13国区内贸易的比重已经占到13国外贸总量的55%，这个比重已经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10个百分点，仅比欧盟低6个百分点左右。　　2.东亚货币合作可以抵御金融危机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地冲击了东亚的金融体系，给东亚各国(地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亚各国(地区)都注意到：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协调行动，而且实行竞相贬值政策，只能导致金融危机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货币危机发生后无法提供及时、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支持，东亚国家(地区)不能完全依赖IMF。所以，东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互助救援应急机制，并且通过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建立协调机制，凭借区域整体实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金融危机的侵害。　　3.应对全球经济的失衡　　2006年初，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这一数值到2007年初将超过1万亿美元。本轮全球经济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2006年初，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虽然，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但美元的贬值，也会使各国的外汇储备价值下跌。为了减少金融损失，东亚需要发展区域内金融市场，深化货币合作。　　4.东亚区域内金融结构中负债率过高，间接融资比率过大　　在东亚，银行信贷占据融资主导地位，而政府为其银行提供各种隐含担保。这种担保能为银行较容易以较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但这种担保也在银行部门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一些国家短期外债过高，那些过早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国家，很容易遭受外国投机者攻击，引发流动性危机。因此，东亚开展货币合作，能够改善资金的分配效率，是提供分散风险的有效选择。　　5.货币合作可以缓和政治矛盾　　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东亚不同于欧洲。东亚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如果该地区出现政治冲突，区域性合作机制或组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矛盾。因为，货币合作以及货币合作的深化能够提供双方直接对话渠道，提供经济上双赢的机会，增强双方的信任，缓解政治矛盾。　　二、货币合作的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评述　　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主要是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已经从早期的衡量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静态分析，发展到了现在的动态内生性研究。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早期发展　　蒙代尔于1961年最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认为，若要在两个相互固定了汇率的国家之间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蒙代尔提出以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麦金农(Mckinnon)于1963年从经济开放度的角度，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他认为，对于一些与外部经贸联系紧密的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组成一个货币区有很大的可能性。若一个地区对外高度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而相对区外的国家，区内国家可以实行对外联合浮动。　　凯南(Kenen，1969)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应对国外商品需求发生变化时，由于多种商品的需求相互交叉的影响，可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　　英格拉姆(Ingram，1973)指出，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阻止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汇率的一切不利变化，从而避免了汇率的波动。因此，各国之间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实行固定汇率制是合适的，有利于形成最优货币区。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与经济合作的现实发展使最优货币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人们在均衡框架下综合并发展了早期的各种单一标准分析。　　克鲁格曼(Krugman，1990)以挪威加入欧元区为例，分析挪威加入欧元区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该模型假定货币区内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图1和图2的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D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表示加入国的货币收益或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它表示了一国同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其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之间的关系。若一国与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则越大，因为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安排简化了贸易结算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　　LL曲线为成本曲线，LL曲线斜率为负，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成本越小。图中GG曲线和IL曲线的交点为E，它决定了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θ1。当该国与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大于θ1时，加入货币区有净收益，否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图2，当某国出口需求变动时，在相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个水平上，该国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大，于是在图2中 LL2曲线上移到LL3，结果使得加入货币区的临界点由θ2变动到了θ3。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观形象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在这之后，随着欧元的成功启用和欧元区的良好表现，最优货币区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货币一体化时各种影响因素的动态关系。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Frankel和Rose(1998)首次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概念。他们认为，使用各项标准来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最优货币区标准间有内生性、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对称性等标准，本身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货币合作可以促进这些标准向更有利于货币合作的方向演进。判断一个区域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依赖于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他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一个国家更可能在加入货币区后满足有关标准而不是在加入前。　　Frankel和Rose对21个工业化国家1959-1993共 35年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度的综合数据，进行了单一方程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　　该回归方程共有32组回归数据，计算结果证实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能够促进国家间产出对称性的增加，从而验证了其基本假设。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