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成因、效应与对策(2)
2017-10-25 05:12
导读：所以总结而言，“利益驱动” “约束因素”二元论最大的发展就在于：将风险以及成本约束因素引入到了资本跨境流动问题的研究之中，也就是说，短期
所以总结而言，“利益驱动” “约束因素”二元论最大的发展就在于：将风险以及成本约束因素引入到了资本跨境流动问题的研究之中，也就是说，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应该是驱动因素和摩擦制约因素两方面共同作用的后果，这对于前述朴素的“利益驱动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1.3 “制度环境说”
在看到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巨大的破坏性冲击作用之后，Krugman(1998)和Dooley(2000)分别建立了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金融危机的道德风险模型，他们反思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政府监管部门和资本使用方的道德风险问题，国内机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保险，能够非常便利地从国际市场借入资金，从而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涌入。而根据IMF(1998)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短期资本大规模地流出和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并形成风潮，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机和节奏把握不好、对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过高以及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名义利率普遍下降等。此外，世界范围内机构投资者规模膨胀迅速、机构投资者中间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以及羊群效应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Ro- drik和Velasco(1999)在分析短期资本在总的资本流动中结构比例问题时，将其与一国国内企业的自主权和经济市场化程度联系在一起，认为一般而言，国内企业自主权越大的国家，短期资本流动比例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短期资本流动的比例也越高。 2 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
Kaminsky＆Reinhart(1998)对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他们提出，尽管过去有很多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常常发生于宏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然而更多的事实却表明，恰恰是那些非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随机因素，如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随机扰动，是引起金融危机爆发的更一般性原因；Ahluwalia(2000)也认为，从过去20多年的经验看，资本流入的突然消失或者反转常常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而Dasgupta和Ratha(2000)研究则发现，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是顺周期的(pro-cyclical)，短期资本流动并非有助于熨平经济周期，而经常是在经济繁荣时使其更加繁荣，制造大量泡沫，在经济崩溃时使其加速崩溃，雪上加霜。所以，那些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助于平滑消费和投资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3 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问题的应对策略
面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在如何合理应对以确保流入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方面，相关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针对跨境短期资本逆转性流出，即所谓“热钱”外逃的问题，米德(2001)在1953年就提出有三种对策可供选择：第一，实行外汇管制以阻止资本外逃；第二，使用外汇储备来抑制投机；第三，让货币的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在这里，所谓价格机制的调节是指允许资本外流，由此造成的该国汇率下降将会产生贸易盈余，从而抵消资本外流的影响。一旦人们预期该国汇率已过分低估，资本便会流入。
托宾则从增加汇率投机成本的角度，提出应该按照外汇交易的次数，对即期外汇交易征收各国认可的统一税，以减少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威胁，降低发生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同时还可以使投资者更加重视长期的投资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这就是著名的“托宾税”(托宾，1980；Eichengreen、Tobin and Wypbsz，1995)。然而针对以托宾税为代表的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的管制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部分学者提出了质疑，如D，Mathieson and L.Rojas－Suares(1993)、P.B.Spahn(1995)，以及P. Gaber and Taylor(1995)，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很难区分金融市场上正常的交易和噪声交易以有效地对后者征税，而且即便征税的话，税率也应该以富有弹性为更佳；第二，仅对即期交易征税而忽略远期、互换、期货、期权等其他形式的外汇交易，无法有效抑制外汇投机；第三，对外汇交易征税可能会使得外汇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失去流动性；第四，税收形成的利益分配上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另外，以 D.Folkerts-Landau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小组(1996)的结论却认为，如果资本流入是暂时的，则这类对短期资本流动征税的政策是有效的。但是，若资本流入持续的时间较长，或者这类限制性政策实施时间越长，那么这类政策不但无效，而且对国内金融体系也将起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