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企业绩效与国有企业改革(2)
2016-12-27 01:04
导读：林毅夫等提出，国有企业题目产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⑤「Justin，Yifu Lin，Fang Cai and Zhou Li，Competition ，Policy
林毅夫等提出，国有企业题目产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产权制度，而在于缺乏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⑤「Justin，Yifu Lin，Fang Cai and Zhou Li，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and State2Owned Enterpris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no.2，1998.」亦如李稻葵所言，“考察企业产权安排时，必须留意企业存在于其中的市场环境”⑥「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但王珺发现，在市场取向的制度性变革中，以调动企业内部积极性为主的各项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的影响明显地大于发育市场竞争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⑦「王珺：《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第8期。」。因此，我们以为，竞争机制对企业绩效而言是个外生变量，它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权威甄别机制，只有通过影响企业权威的努力或能力这类内生变量，竞争才能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
六、国有微观改革路径
部分的改革是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改革。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出发点是重产业优先战略。这导致了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1978年开始进行的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改良，引发了全面的产业改革战略的实施。在实践中，改革的诸项教义是通过政府颁布的制度层面的政策来实施的。纵向地看，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遵循着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逻辑一致性。企业权威度在“讨价还价”多次博弈过程中的不断进步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在逻辑线。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基本上所有的生产决策、投资决策以及人事决策都由政府计划制定，企业内部成员的行为与经营业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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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权力架构安排的好处是严格限制了企业层面上的道德风险等代理。但是，企业权威主体的缺失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生产和技术效率的损失以及严重的政府官员代理题目。
1984—1993年这一阶段的改革在界定政府与企业关系，削弱主管部分对企业的干涉，规范企业与政府收进分配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形式开始取代行政形式来确定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变革进一步从制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权威，为他们在今后实行承包制时与政府讨价还价提供了更多的可支配资源。然而，由于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摆脱政策性负担，权威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明晰化。
1997年，“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治理”的企业制度被明确作为国企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在这个阶段，国企改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将经营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权威）从政府逐步转移到企业。随着国家作为投资者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被严格分开，政府从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转变为一个纯粹的股份持有者，除了通过董事会间接体现其意志之外，无权干涉企业经营决策。企业权威终于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及其经验的普遍意义。综上所述，国企改革始终是沿着放权让利这样一条线索推进的。这种改革思路，是针对传统体制下微观经营缺乏效率与活力而得出的。不过，单纯的放权让利还属于较肤浅的逻辑，它不但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题目，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出新的题目。但是，从解决微观激励题目着眼，以微观经营机制上放权让利为切进点的改革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企业中创造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权威代理人阶层，新兴的权威代理人在渐进改革中获得了部分资源配置权力，从而内生地推动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并且，在利润动机的诱发下权威代理人大多选择了将回其把握的剩余更多的配置到受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导致财富的进一步增长。这期间，市场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削弱了政府在控制经济资源上的上风，使其所有者地位受到腐蚀并终极发生了动摇。因此，支撑着中国产业生产率上升的因素正是企业权威对政府控制权的接管。从比较上风的角度来说，进步企业权威度的渐进式改革可以称之为一种“帕累托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