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用观与当代企业治理之鉴戒(2)
2017-08-23 02:13
导读：二是它是一个对称性结构。其对称性不仅表明为人伦与政事作为两极的对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闭合结构。在人伦信用结构中，任何人因其所处的位置、
二是它是一个对称性结构。其对称性不仅表明为人伦与政事作为两极的对称，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闭合结构。在人伦信用结构中，任何人因其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他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也就不同，整个“信用链”就这样以道德为支点而不断活动和循环，即使君主也不能例外。这就是说，在孔子的道德信用结构中，不存在“例外原则”，而且所处的位置越高，其所受到的道德约束就越多。这正是孔子的道德信用结构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根本原因。
三是最高领导者的道德信用水平对整个社会的信用起着关键的示范作用。在信用结构中，一个人所处的位置越高，对社会信用产生的影响越大，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也越大。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莫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上好信，***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2．孟子以“仁义”为中心的对称信用结构。孟子以仁义为中心的信用对称结构，基本上是从孔子的信用结构发展而来。从孟子的人伦信用看，他以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其中“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从而整个社会具备了建立人伦信用的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信用结构。
从孟子的政事信用看，他以为人皆有“不忍之心”，由“不忍之心”推己及人，推一物及万物，推一事及万事，就成为“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仁政”社会代表了孟子理想中的信用社会：从农事上，它要求“不违农时”、“民有恒产”；从贸易上它要求“应而不征，法而不应”；从边防治理方面，它要求“讥而不征”；在法律税收方面，它要求“省刑罚，薄赋敛”；在社会教化方面，它要求“谨痒序之教”“暇日修其孝梯忠信”；甚至在用人方面也要取信于国人，“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在这种信用社会中，“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躲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正之途，”办此，则天子足以保四海；诸侯足以保社稷；卿大夫足以保宗庙；士庶人足以保四体，呈现“天下平，四海一”的安乐祥和的景象和“仁者无敌”的强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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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所夸大的以“仁义”为中心的信用社会中，“义”往往成为“仁”的配套措施和制衡措施。一方面，“义’与“仁”相辅相成，他号召人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另一方面，当“仁”与“义”发生冲突时，又要从“义”的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孟子理想社会的信用结构同孔子的一样，同样是一种对称性结构，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政事信用结构中，孟子的社会信用要充实得多，丰富得多，这也是战国时期，奴隶世袭社会逐渐瓦解、封建社会新的农商、法律体制逐渐确立的结果。
同时，孔子夸大“言必信，行必果”这一严格的道德信条；但孟子所处的变革，这一严格的道德信条无疑受到了现实挑战，从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孟子将其变通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推义所在”，将“义”作为信用结构的制衡措施。这种权宜变通无疑更切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是一种进步；但从对当权者的要求来讲，无疑又是一种“信用等级”的降低。
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孔子、孟子的信用结构有其极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是他们重视最高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的同时，把整个社会信用的很大一部分维系于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水准和身体力行，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发展至今天，我们仍然把一个企业领导人的道德水准作为整个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象征，把某个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操守作为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代表，没有对个人信用与社会信用、个人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与国家信用进行严格区别，其结果是对他们正常的道德操守进行美化；对他们的恶德败行又想法淡化。这种“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以维护社会信用、国家信用的做法，反过来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信用和国家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