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用观与当代企业治理之鉴戒(3)
2017-08-23 02:13
导读：二是孔子、孟子过分重视道德的信用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信用作用。孔子、孟子对道德信用作用的重视，源于一个重要的条件――“性善论”，夸大“人皆
二是孔子、孟子过分重视道德的信用作用而忽视了法律的信用作用。孔子、孟子对道德信用作用的重视，源于一个重要的条件――“性善论”，夸大“人皆可以为尧舜”。实际上是对社会道德水准、道德信用的一种高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社会对当权者的道德信用缺乏应有的评估、监视和对恶德败行的制裁。这恰与西方的法制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此，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中将此两者作过生动的比较：中国人一向以为他们的领导是德高看重的大人、君子、圣人，对他们的政事从不过问，对他们的帐目从不检查、审核；西方人则以为他们的领导是小人、流氓、盗贼，要他们在上帝眼前发誓，用上院、下院来监视他们，要他们定期公布自己的事务和帐目。
3．韩非子以“刑德”为中心的非对称信用结构。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期，如其在《五蠹》中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是属于“争于气力”的时代。在这种征战连年、生存危亡之时，“如欲以宽援之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显然，孔孟所倡导的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社会信用已失往了现实的基础，“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好劫弑臣》）。因此，韩非子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由于之备”的“世异则事异”的变化观念，并进而提出以“刑德”为中心的法治信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现实的鉴戒意义。所谓“刑德”，按韩非子的解释，“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也就是赏罚分明。
韩非子在其的信用结构中，将亲如“主母”、“内姬”，近如王公、“显贤”，小如细民百姓，全都纳进法制的轨道，建立庞大而严整的国家信用，无论是对富国强兵还是对民族的一统，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所以“韩非子之书，世多以掺刻摈之，然三代以降，操其书以治者十九”。就是在当时，韩非子的也引起了秦王的叹服：“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很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样，韩非子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虎之患”的信用社会。韩非子的法治信用结构，有其难以克服的三个重大缺陷。
其一是它夸大禁万民之所需，以供一人之私欲，使王公大臣以至黎民百姓“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君王得以“专意一行”、“独制四海之内”以韩非子?有度》）。实在质，是一种十足的独裁理论。秦王朝的***、***、荒***与败亡，本身就说明靠独裁、独裁维持的国家信用其基础相当脆弱。
其二，韩非子夸大，大臣须对君王老实，而君王却可以对臣子除了运用法律以外，还可以运用权势（“势”）、行使诈谋（“术”），必要时甚至可以暗害；大臣不可以“独擅”，而君王却可以“操法术之数”，“执权柄之势”，使“天下不得不为已规，天下不得不为已听”以达到独擅天下的目的。实在质在于以法”为主要手段，以“势”和“术”为辅助措施，通过对任何人的不信任，来获取天下人的不得不信任，这无疑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