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早期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贡献(2)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真情实感也并非毫无修饰的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写进诗歌。周作人所强调的“真实”其实还包含了一种主观的选择，诗人在生活中的感受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加工才能用真挚的表达出来，好比一颗钻石要经过打磨之后才能体现它的光彩和价值，这样才能使诗歌更像诗歌。“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个限制的条件，便是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思想”，[5](唧周作人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团火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所谓某一程度，即是平凡的特殊化……诗人见了常人所习见的事物，若能比常人更敏锐的受到一种铭感，将他地表现出来，这便是诗。]胛在这段话里，尤其应该予以重视的应当是“艺术地”几个字，它们精确的传达了周作人对诗歌创作的认识。所谓“艺术地”即是指对事实的提炼，是诗人在对生活有了一种敏锐的体察、并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表达欲之后，使用恰到好处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周作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好诗歌。真实的感情加上艺术地表现方式，这就是周作人最初探索新诗所得到的成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和追求，周作人的对五四白话诗歌的看法回归了传统的“言志”派，在后来所写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他也明确了自己的这种看法．虽然历来对这种看法褒贬不一，但是它在新文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提出，也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正是因为有了对“诗歌要表达真实感情”的要求，周作人走上了反对过于强调诗歌效用的道路，在二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诗的效用》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诗的效用的看法。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先前的看法的补充．也是后来他所主张的诗歌“贵族化”理论的基石。在<诗的效用》成文之前，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俞平伯曾写过一篇<论诗歌进化的还原论》，文中提到了托尔斯泰对于诗歌应当向善的主张，并声称他自己也受了这种影响．觉得诗歌应当表现人生，认为“诗底效用是在传达人间底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而结合人和人底正当关系”。他指出，可以入诗的很多，当然其中也有“不善的”，但是诗人在作诗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创作的，而且还要使读者在欣赏了诗歌之后，怀着与作者同样的态度。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化多数人向善的”。[6](嘲但是这种看法却遭到了他的老师周作人的反对。

　　先前周作人也是赞同托尔斯泰的，后来思想发生了改变，在<致俞平伯》一文中他说：“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的思想以外可以放任”0[5](嘣在<诗的效用》一文的开头就对“诗歌是劝人向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分三个方面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诗歌的效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文学既是个人的又是世界的，是以个人的角度去打量．这样就难免会融入主观的情思。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一般不会去关注作品对社会的影响．而更注重的是对自我的的表达。“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和，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嘴)所以周作人认为．真正的文学家不应该太过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更不应该过多的去趋奉读者的爱好而进行。其次，周作人认为俞平伯提出的“诗歌是感人向善的”这种说法中。“善”字的概念是不确定的，没有确切的标准。“现代通行的道德观念里的所谓善，这只是不合理的社会上的一时的习惯，决不能当做判断艺术价值的标准”，[’](暇)这里就包含了对“善”的概念的质疑，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把文学看做“劝人向善”，反而会使人陷入歧途。最后，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向善说”是建立在能懂的人的多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个读者要真正理解一首诗歌，是要经过一定水平的训练的“文学家虽然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在他看来“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表现了”。[7这其实也就牵涉到了诗歌的“贵族化”的命题。可以说“贵族化”的观念是建立在周作人早期的这些对诗歌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对诗的效用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他以后在诗歌理论研究上所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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