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早期对新诗理论建设的贡献(3)

            　　　　　　　　　　 三

　　在用白话诗歌的风潮普及整个以后，对诗歌的写作又上升到一个新的要求。这个时候最激烈的讨论莫过于对诗歌平民化与贵族化的论争了。白话诗歌的提出在于打破文言文一统文坛的局面，所以在早期的创作中，诗人们注重的是“作诗如作文”，以达到的通俗易懂，进而对白话诗进行普及。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是使诗歌因语言的散而失去了“诗味”。最早起来反对诗歌的“散文化”倾向的当属康白情，他在l920年发表的<新诗底我见>里对早期白话诗歌提出了质疑，并针对“平民的”诗歌提出了“贵族的”诗歌观念。这一新命题的出现．使中国新史上的两种关于诗歌理念的矛盾表现了出来，即“作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组成部分的新诗，它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必须追求诗的‘平民化’……但作为现代思维的产物的新诗，它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又决定了它只能、并且必然是‘贵族化’的”。【e】∞’在这两种倾向中，周作人始终是站在使诗歌贵族化”的队列中的。虽然早期他写过<平民的文学=》一文，但他所说的“平民的文学”主要使指的反映平民生活的文学，是“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3]’这种观念与“平民的诗”这一概念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在康白情之后，又相继有俞平伯、成仿吾、闻一多等人加入到诗歌“贵族化”的探讨中。1926年，穆木天发表<谭诗>，第一次明确的反对胡适提出的“做诗如作文”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9]’并提出“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的意见。他提出的“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看法把康白情“诗歌贵族化”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也为后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打下了基础。

　　周作人对穆木天的主张是极力赞成的，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面所提到的那样，认为周作人和康白情一样认为诗歌应当是“贵族化”的。早在20年代初，周作人就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中区分了二者的关系。并指出“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

　　在后来所作的<(扬鞭集)序=》里，他更是直接的指出早期白话诗太过直白，“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1”为了使诗歌多一点“余香和回味”，他认为应该在创作中使用西方所谓的象征的手法，诗歌的精意便在象征。同时他也发现，西方的象征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这便是<诗经》中“兴”的表现手法。所以在周作人看来“象征”既是外来的新潮流，也是中国的旧方法，中国的新诗“如往这一路走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就可以产生出来了”。【4】t’这种中西融合的观念，是对早期白话诗歌反叛传统的口号的纠正，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指明了

　　正确的方向。如果说新诗发展的早期是对西方现代化艺术手法的吸收，那么在这以后，周作人提出的中西融合观则使人们将目光重新定位在和传统所传承的文学艺术上，那么文学，更确切的说是诗歌的发展方向则应该重新返回传统，寻找属于中国传统的化艺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又提出了诗歌的民族化，号召诗人们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他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部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5](P乃a)因此在给何值三的<农家的草紫>所作的序言中，尤为重视何值三诗歌中的乡土气。这也是与周作人对故土的眷恋分不开的。中西文学融合的观念是周作人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可以说是为当时的诗歌创作者和理论建设者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新诗出路的方法。后来的新诗发展道路也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象征派诗歌的蓬勃兴起无疑是在这种“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