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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里写道:“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译,此海内所知”。因此,谈到林纾的时,不能不提与他合作的口译者。据目前所知,口译者有19人之多,主要的有王寿昌、魏易和陈家麟。王寿昌是林纾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口述者。《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林纾的翻译热情,使他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说王寿昌是林纾走上翻译道路的引导者。虽然他与林纾合译的作品不多,但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魏易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30余部,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剑底鸳鸯》、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哈葛德的《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小说有50余部,主要是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在评价林纾的翻译成就时,这些口译者的功劳不可抹杀。
二、佛经译场对翻译理论建设的影响
译场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和翻译家进行佛经翻译。他们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译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译论列举如下:
支谦的《法句经序》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文中对维祗难和竺将炎翻译的《县钵经》作出了理论评价,并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文中出现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所以有人认为支谦是直译论者。但细读原文,可以发现维祗难与座中众译人“好质”,主张直译,而支谦“好文”,主张意译。因此,这篇序其实记载了千数百年前“文”、“质”两派的一场论争。同时,文中多次提到“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求真”、“求信”;文中“其传经者,当令众晓”,“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的观点,已明确提出译文要“晓畅”、“顺达”;文中还提到“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之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可见,“雅”作为佛经翻译的一种标准,当时已经被人们所认同。文中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我国译论之一脉相承,亦可见此序在我国译论史上的开篇意义”。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如《道行经序》、《革卑婆沙序》、《人本欲生经序》、《大十二门经序》、《比丘大戒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等。最著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钱钟书认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因为“五失本”列举了五种违失原作本来面目的情况,甚至把将胡语倒序改从顺序也视为“失本”,所以多数研究者推论道安主张“直译”。至于道安时代的译文确实具有直译风格,甚至可以说是生硬。这主要是因为译经初期,梵僧不晓汉语,华僧则不谙梵文与佛义,翻译时生怕毁损佛义,所以只好“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事实上,道安的“五失本”揭示了梵、汉两种在语法、修辞、文体、行文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失本”,即译者的变通,是为了使译文符合汉文规范。
失原作之本,却得译作之本,“以得补失”,这反映了翻译的辨证法思想。可以说,“案本而传”是相对的,而“失本则是绝对的,不失本便不成翻译。道安的“三不易”则提出了翻译的主客观两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由译者本人的学问与修养不足造成的主观困难。总之,道安尝试对梵、汉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对翻译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律性,以便摆出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
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意译派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六《僧睿传》里有一段关于鸠摩罗什校译《法华经》的故事,是中国翻译史上一则公认的译例,是论证直译与意译思想的典范。同时,罗什在中国译论史上还留下一个妙喻,即把翻译比喻为“嚼饭与人”。梁启超曾经认为这个比喻反映罗什持有“翻译不可能”的观点,事实上,罗什仅仅是从反面设论,指出不理想的翻译的坏效果而已,但这个比喻再次说明在译文中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非常重要。罗什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他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因此,他的译本不仅信达兼备,而且文辞优美。他所译的《维摩洁》和《法华经》不仅在佛学界,而且在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对翻译文学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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