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于国古代佛经译场对后世翻译活动的影响(3)

　　道安的弟子慧远有感于佛经开译以来“过文”与“过质”两种译风各自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厥中”之论。他在为僧伽提婆的《三法度》写的序中以“文过其意”批评“文”派一味意译之失，以“理胜其辞”指出“质”派胶于直译之缺。他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b-法互相参考，并研究两种的基本规律，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后来，他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提出“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即“质”、“文”两种译法都要掌握一定尺寸，各有所归，各有所用。梁启超指出：“此全属调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至此，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才暂告一个段落。

　　彦琮的翻译思想不是通过译经序言，而主要是通过《辨正论》反映出来的。他在文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即宁可质朴，也要把道理表达清楚，不要因讲求技巧而有悖原义，表明他坚持忠实第一，倾向于直译。《辨正论》在中国古代译论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八备”、“十条”说，使得研究视角从译文转移到译者身上。“八备”、“十条”说从学问和修养两大方面对译者提出了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可以说为道安的“三不易”续上了一个治本的对策。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译经的质量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玄奘留给后人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五不翻”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大家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贤哲也发表过十分精辟的翻译观点。这些从译经实践中出来的译论涉及翻译的各个方面，虽然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议论，但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系统性，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基础。

　　三、佛经译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影响

　　中国最早培养翻译人才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译场时期，这些翻译人才在以后的译经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宋高僧传》记载，嘉尚随玄奘在玉华宫译场翻译《大般若经》，充当证义、缀文之职，才能杰出，后来在后武时期又与薄尘、灵辩等人参与译场32作，充当证义，“功绩愈繁”。玄奘的高足法宝，在参加义净译场时，充当证义，“颇露头角，莫之与京”。玄奘的弟子新罗僧人圆测，在高宗末年和武后初年，又人译经馆，充任义解、证义，“众皆推挹”。

　　宋代，太祖赵匡胤有志于译经，并建造译经院，请印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主持译经，从而开始了宋代官译佛经。后来，天息灾向朝廷上书说，历朝译经，多靠梵僧，而天竺离此遥远，如无梵僧东来，势必使译经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为此请求在京城内选儿童50人学习梵语，好培养出翻译人才来。太宗同意，从500个儿童中挑选出1O人受业。因此，译经院也更名为传法院。

　　元代培养译员，设有专门学校，如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分别教授蒙古语和波斯语。其经翰林院“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即委以译史或学官之职。

　　明代，中国与邻邦外蕃和海外各国交往十分频繁，而口笔译人员奇缺，因此不得不设立专门学校——四夷馆，来培养翻译人才。四夷馆原为八馆，后又增添两馆，教授蒙古、西藏、印度、缅甸、暹罗等国家的语言。的学生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凡外国人与中国官员书信往来，谈话交际，都有他们翻译。四夷馆的设立极大地满足了当n-．i'#b~x翻译的需要。

　　四夷馆在清初顺治元年更名为四译馆，同时清政府还设立了会同馆，两馆共同招收译字生，培养译员。乾隆十三年，两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为中俄交涉之需要，康熙帝曾创建过俄罗斯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俄罗斯文馆于1862年并人同文馆。雍正帝也曾于1729年在北京创立“译学馆”，选拔满汉八旗子弟入馆学习拉丁文。清朝最著名的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则是京师同文馆。从1862年创办至1902年并人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这一时期的毕业生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比较正规的教师和翻译人员，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还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马建忠才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但这项1894年提出的建议并未被清政府采纳。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改称翻译科。不久，翻译科该校增设的译学馆。中国的高等学校专业翻译从此开始。

　　综上所述，佛经译场催生了合作翻译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以后的科技、翻译活动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许多佛经翻译家以译场组织的译经实践为依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奠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础。此外，译场还承担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任，开创了中国外语翻译教育的先河。因此，佛经译场对于中国翻译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应当受到相应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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