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2)

　　“建极”、“临”、“神尧”、“称尊”都是组诗中其他作品所用极少的字眼，带有极大的权威性和肯定意味。由此可见，许衡也是在向本朝统治者昭示着一种道理：依照唐制行汉法应是开明的统治政策《编年歌括》在形式、表现手段和技巧等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堪称中国古代咏史诗的上乘佳品。

　　组诗体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这一点，既表现在所有诗作的总体编排上，也表现在每一首诗的具体文字中。许衡将27首诗以编年形式排列起来，按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依次叙述、评论了上自唐虞，下迄金代历朝的史事，“始自尧戊辰，终于金癸巳。三千六百年，内减三十四”(《总数》)。作者以宏大的眼光，纵观3600年的历史，纵论27代的兴衰成败，描述和评价了元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使组诗体现出高度的概括性。每一首诗，也都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内容囊括整整一个朝代的兴亡变迁。许衡编年歌括中使用的时间性数字，可谓空前之多。每首诗中都交代了该朝代存在的时间，有的还明确指出历经几帝，传了几世，如前举《西汉》的前两句“西汉十有二帝，二百一十四龄”；《东汉》：“东汉十有二朝，一百九十六算”。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和作者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些数字难免有所偏差，但总体看来还是基本准确的。

　　组诗中，除《总数》外，最长的《周》98字，最短的《北齐》，仅l6字。的精炼并不意味着牺牲作品内蕴的丰富性，恰恰相反，正是言简意赅的文字体现出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性。如《唐》，有唐一代，具体事件何止千万，但许衡用史学家的眼光进行选择、提炼，以极其精炼的语言勾勒出其大致进程，包括该朝代存在的时间、经历的帝王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

　　在素材处理上，组诗还特别强调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不仅表现在充分尊重历史，所述史事皆可核之于史书，绝无臆造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历史事件、进程和变迁的认识态度上。《夏》首句“姒夏继有虞”，何以称之为“姒夏”?《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日：‘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王莽篡汉本是许多士人不愿承认的事件，但许衡却在《东汉》、《西汉》之间将“新室”作为一个朝代正式列出，虽否认其正统性，却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唐》“高后一朝为武后”句，既不像某些正统史学家那样讳言其事、掩饰史实，也不因武后曾改国号为“周”就将之单列为一个朝代。

　　组诗还体现出通俗性的艺术特征。这既反映了作者为教学需要而创作的目的，同时也反映了元代世俗化的倾向。“歌括”的形式本身就带有一些民间歌谣的色彩。而且这27首诗中，绝大部分是五七言诗，但还包括6首六言诗和1首四言诗。六言诗和四言诗独特的结构韵律也使得这类作品诵之如歌谣般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六言诗如《西晋》：“西晋武惠怀愍，四叶五十二年。司马乾纲解纽，五胡割据中原。”四言诗如《北齐》：“高齐五传，年得四七。文宣昭成，后幼失国。”所用的语言简约流畅、平直如话、通俗明白，几近口语，读来全无晦涩之感，皆朗朗上口，便于理解，便于记诵，正适应作者在太学教学的需要。

组诗还有一特点，即大量地运用数字、干支以及帝王庙号，并在不同诗中运用相同的字，如《魏》“曹魏合五主”的“合”字又见于《陈》“陈氏合五朝”，《秦》“三世都经四十霜”的“霜”字又见于《东西(魏)》中“一十七霜元氏灭”。这些字本身的意思已是十分明白，在不同诗中重复使用就使得诗歌更加通俗易懂，全无滞障。并且，许衡还以散文句法入诗，进一步增强了诗的通俗性，如《大辽》“九传耶律之辽”。

　　诗歌对性和节奏性有着特殊的要求，《编年歌括》也体现了这一点，十分注重平仄韵律。组诗采用的诗体包括五绝、七绝、六言、四言和排律。不同的体式和韵律造成诗歌各自不同的语势、风貌。排律如《周》“姬周三十有七王，历年八百六十七。西都三百五十二，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之下厉宣幽，十有二朝居镐邑。东都二十五相传，五百一十五元日。平桓庄禧惠与襄，项匡定简灵景继。悼敬元贞并定哀，思考威烈安夷烈。显与慎靓及赧王，厥后秦人并王室。”气脉贯通，一气呵成。绝句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体制短小，意味深长。六言诗和四言诗略近歌谣，每句一顿，简洁有力，朗朗上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