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3)

　　诗歌的还要求精炼概括，意味深长，重在表现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编年歌括》语言的精炼是和表意的丰富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形成整个作品语言含蓄隽永、词约意丰的特色。《蜀》首句“刘蜀炎汉裔”，五字即交代清了刘氏父子与大汉王朝的血脉联系，暗示了正是这种血脉联系使得刘备可以由织席贩履起家，号召天下，成就帝业。《秦》“秦人灭周自昭襄”，仅一句话而事件因果立现，同时还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组诗在运用“春秋笔法”方面也很有创意，于一字之内暗寓褒贬。《新室》“王莽号新室，窃据十四年”，一个“窃”字，足见作者对王莽以人臣身份僭越称尊的不齿；《周》“秦人并王室”，一“并”字，表现出作者对于秦国统一天下是持认可态度的。他并不因秦曾为周之属国而以秦为逆，也不因秦行暴政而抹杀了秦的功绩。作者的历史观虽未脱离正统论的轨道，但带有发展的、前进的性质。如前文所述，他坚持认为“秦人灭周”而非“秦灭六国”，始终以周王室为天下之主。这样就使得诗中所含意蕴更加丰富，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使人反复品味。

　　许衡是文人、学者兼诗人，他对历史的观照是以历史家的宏观视角和学者的深邃认知为基础的。因而他的诗将时间和审美空间有机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独特而深沉的历史感。《蜀》有句云：“刘蜀炎汉裔，二主据成都。四十三年后，山川入魏区。”纵是四十三年的历史过程，横是巴蜀大好江山。二主煌煌帝业，顷刻之间尽入“魏区”，无须追问兴亡到底是因何人何事，一瞬间江山易主的悲凉和凄怆即刻呈示在读者面前。再如《吴》：“孙吴凡四传，权亮休与皓。五十九年春，青盖洛阳道。”五十九年的孙吴基业，最后换来的是铺满洛阳道上的青苔，展现了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悲怆感的审美世界。

　　组诗善于运用审美意象来增强诗歌的审美效果，形象化地传递丰富的思想意义。《秦》“胡亥子婴俱不昌，三世都经四十霜”句，《东西(魏)》“东魏孝静不再传，一十七霜元氏灭”句，都以“霜”代“年”，使文字更加形象。叙述朝代兴亡，用一“霜”字，顿使全诗一片清冷，给人以凄凉衰败、无可挽回的感觉，产生出强烈的审美效果。《梁》“五十五番春”也是运用审美意象来创造类似的审美效果。

　　《编年歌括》还善于使用典故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和情感。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典不仅精确，而且明白易晓。《魏》有句云：“曹魏合五主，文明齐高章。祸稔萧墙内，四十五年亡。”《论语》载：“子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曹魏政权被司马氏篡夺，乱自内起，实是“祸起萧墙”。这个典故的使用恰到好处，形象贴切，韵味深远，而且是士人常见常用之典，不会给人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这组为教学需要而作的《编年歌括》不仅具有“寓史于教”的实用性和目的性，还有“以诗达意”的观赏性。它们形式通俗，语言平实而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底蕴和深刻的审美内涵，寓理于情，寓情于史，针砭人物，评骘史实。作品不只是在述史、咏史，而且是用充满音韵美、意境美的诗化的语言演绎人类发展的哲理。

　　许衡的《编年歌括》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对中国古代咏史诗的发展有一定贡献。这一形式历史上早具渊源，并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代历史学家班固叙述“太仓令”之女缇萦上书救父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咏史诗。诗末“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既是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这首出自史学家之手，用史笔所写之诗，以记史叙事为主，“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仅于篇尾稍露作者倾向，南梁诗歌评论家钟嵘认为它“质木无文”(《诗品》)，而清代学者何焯则称其为咏史诗的“正体”(《义门读书记》卷四六)。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人们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认识逐渐深入，咏史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情况。西晋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借史事抨击当时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倾吐了对寒门之士被压抑的不平和对权贵士族的蔑视，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托古言今，借古伤怀，创造了咏史诗的新范型。左思改变了班固咏史诗专一叙事的模式，取得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相对于班固咏史诗之“正体”而被称为“变体”，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班固“质木无文”的“正体”到左思借古咏怀的“变体”，咏史诗经历了一个由偏重叙事到借事抒情，由“质木无文”到典丽华美的过程。后来的咏史诗多沿左思一路发展而来。晋陶渊明的咏史诗即是借史以咏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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