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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诗证史，借诗歌内容来考订史实，如引高逋《李宓南征蛮》一诗辨正新旧《唐书》记载上的失误；如卷四：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使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罔罗凤所擒。”《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按《高通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此诗。”其略日：……(高适诗句略)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人之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3、由诗以见证社会政治风尚，如列举大量诗篇说明唐人作诗并不避讳朝政，指明了唐代社会政治给予诗歌创作的某种宽松。如《续笔》卷二：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禁宫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成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
这种将主观的鉴赏活动与严谨的学术考辨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诗史互证”的方法，不仅大大拓宽了唐诗解读鉴赏的思维空间，也有助于提高唐诗研究的学术品位。
在宋代学术文化相对发达的条件下，洪迈的“诗史互证”或言“文史互证”的研究路子决非孤立的现象。王得臣《麈史》中对杜甫最后活动路线以及卒地等的考辨；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将杜牧诗中涉及的“甘露事变”与《甘露野史》、《乙卯记》对读以决其是非；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八)就杜甫、韩愈、杜牧等诗中言及六品以下官吏受捶楚之事与《唐史》相互印证等，都是运用“文史互证”或言“诗史互证”的好范例。这是唐诗研究在宋代浓重的学术文化氛围里出现的新现象，是宋人“以学问为诗”的诗歌创作取向在唐诗学领域的反映。其后清人将实学引入唐诗研究，注重考据、索隐，所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站在中国诗学的大背景下来说，这种方法就是“知人论世”、“比兴说诗”诗学方法在唐诗学上的一个具体运用。
至近代，刘师培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国粹学报》(四十六)发表《读全唐诗发微》(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左盒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