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唐诗学范式：“诗史互证”辨正(4)

　　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关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了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

　　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心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理论的需要。

　　钱钟书所讲两点，都集中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紧接着钱钟书以调侃的语气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是陈寅恪在西南联大、香港等地讲授过的一个题目，也是《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详加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都曾讨论过，并非陈寅恪首先提出。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否通过巧妙手段，霸占儿媳，这一严重违反中国伦理教化的问题，同时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唐代社会习俗中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即《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一史识。应该说，这是一个入题角度小但旨趣关涉甚大的问题。以钱先生的渊博和识见不会不知道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但他似乎有意忽略这一点，将它当作一个反例提出来。

　　从搜集到的这些材料来看，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是“一偏之见”、“不学之失”，在国际会议上公开批评。在钱先生看来，“诗”与“史”的对立是“虚”与“实”、“华词”与“质言”的对立。这一对立显然涉及到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诗是“华言绮语”的“遣兴”“泛寄”，是虚的；史则是质而可信的“实”。由此看来，钱钟书对“诗史互证”是全面否定的。

　　关于“诗史互证”，陈寅恪先生自己倒是显得明智而通脱，他说：“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从陈先生自己的表白来看，他至少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已经了解到学界对“诗史互证”这一学术范式发表了不同意见；二是坦承“诗”与“史”之区别．专以考据说诗可能使“佳诗”成“死句”。但尽管如此，陈寅恪先生一生致力于打通诗史，并以“诗史互证”的学术范式受人尊崇并效仿。

　　现在看来，诗与史实属体性特征不同的两个领域，“虚”与“实”之分野十分明显。陈寅恪先生以史学家之才与识，在诗中求史，以史解诗，并能树立范式，成一代风气，显示出史学大师的卓越才识与胆识。以陈先生的学养，优游于诗史之间，其实深识诗与史之别，之所以坚持“诗史互证”，其价值追求的重心是求真，欲在诗中求真的知识，而不在诗之美诗之情诗之艺。而钱钟书先生则是学者、作家兼诗人，学贯中西，于诗艺诗学有精深之了解，其所以对“诗史互证”不以为然，则是价值追求之重心与陈寅恪先生不同使之然。钱先生追求诗之美诗之情诗之艺。钱求虚，陈则求实；钱求华陈则重质。故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亦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