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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 “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