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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境”与“境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将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来考虑，认为“意境”的外延扩大，不仅包括王国锥的“境界”说，还可以包括王士祯讲的“神韵”，严羽讲的“兴趣”，皎然讲的“取境”等等，总之，中国古典美学应以“意境”为中心。(见兰华增《皎然“诗式”论取“境”》)另一种看法是将“意境”的内容加以限制，认为“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如范宁在《关于境界说》一文中认为：“境界本有三种；物境，情境，意境。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而已”。“境界比意境的范围广阔些，它指主观想象也指客观景象的描述，而意境则侧重于主观情思的抒写。”
要把握“意境”的本质，就必须了解它所产生的原因，作溯源工作。意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王昌龄明确提出。意境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境地，但又不是一般的境地，是有意蕴的境地。其意在人生，或以写自然山水以见人生。所谓“意境”，就是作者在诗歌与散文中，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是抒情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同时也包括作者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
意境，是中国独有的一个诗学和美学术语，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西方国家文学理论中没有“意境”之说。但是西方国家的小说散文中有意境的创造。比如《简爱》中对桑菲尔德庄园的环境氛围的营造，就是一种意境。在中国，意境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哲学，如老子的“大象无形”说，实际上就是指意境。“境”或“境界”原指修行者领悟佛法所能达到的境地，语出佛经，为南朝诗学借用。如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评诗，有“境玄思澹”之语，可见意境说初见端倪。王昌龄的《诗格》首创了“意境”一词。到了唐代，皎然在《诗式》中提出“取境说”，即由境而来，由思而来。权德舆提出“思与境谐”的理论。司空图《诗品》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刘禹锡发展了“境生于象外”之说。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中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说，对意境理论的形成多有探讨。意境体现着充分发展的个性和个体意识，它具有对现实境界超越的根本特性，它能把内心世界和对象世界的最细微、最独特的东西传达出来。
作为概念来说，“意境”早在唐代就诞生了，但对意境的完备阐释和总结却在明清。而把“意境”作为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与核心概念，并以极大的理论自觉从逻辑上来揭示“意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类型、创作与鉴赏，从而使之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而且使之成为文学艺术内在本质最高理论概括的则首推王国维。 “意境”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重要美学概念，与王国维对它所作的创造性研究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以往的理论家相比，王国维对意境的研究，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的许多理论家或作家，虽然都直接运用过“意境”（或境界）的概念，或者表述过与意境相关的思想观点，但真正对其基本涵义进行理性剖析和概念规范的却几乎没有，更不用说自觉运用“意境”来概括和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意境范畴只是到了王国维，才不仅被加以严谨的理性规范，而且被自觉运用到对文学本质的分析上。
第二，在王国维之前，意境概念实际上是混杂于气质、风骨、兴趣、神韵、格调等概念之中，与它们相互并列，并无层次本末之分的。而大多数诗论家们，则无论是标榜“兴趣”，还是倡导“神韵”，其实也都还是在形式技巧和外在表现上绕圈子，仍未能深入到文学的内在本质中去。而王国维不仅明确地把“境界”列为一个独立的美学概念，而且把它从其他的美学概念中剥离出来并旗帜鲜明地将其推举为最高的美学范畴。《人间词话·删稿》：“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人间词话》中主要使用“境界”概念，而实际上，在王国维的美学论著中，“境界”与“意境”这两个概念被经常交互使用，并未作严格的区分，两者的涵义是基本一致的。（参见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第三，由于王国维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对西方哲学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他对意境的阐释独比前人要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在意境概念中实际上已经注入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艺思想，那就是他消解了（虽然是不自觉地）这一范畴所蕴涵着的以和谐为指归，以“情景妙合”为标志的古典审美理想，而代之以情与景主客二分，蕴涵着矛盾冲突的以“真实”为标准，以“自然”为理想的新的审美观。总之，王国维并不仅仅只是古典意境理论的一位总结者和集大成者，他更是中国美学由古典时代即将步入现代的一个预言者和积极的开拓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