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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玮在《“发现上海”》（2008）一文中，借助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深入解读了《申江服务导报》“发现上海”栏目（1997-2007）的文化意义，她认为“发现上海”这个栏目通过对上海历史、空间的再生产，重绘了上海地图。重新建构了一种“上海人”的集体想象。[13]的确，“发现上海”并不意味着上海失踪或不存在，而是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上海”，从老的建筑、马路和街道里面，建构出新的“意义”。另外，“发现上海”主要不是发现今天的上海，而是“老上海”。虽然“老上海”没有“老北京”那样到处是令人怀旧的“古都景象”，但上海在20世纪上半世纪曾被誉为是“东方的巴黎”——亚洲最摩登、时尚的大都会，在媒体看来是值得怀念的。所以“发现上海”，其实一方面是对上海现代性以及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将“新上海”与“老上海”重新连续起来，为“新上海”的发展提供“样本”，并建构市民对于上海的城市认同。在都市怀旧的思潮下，除了《申江服务导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纷纷开辟类似栏目，例如《解放日报》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摩登、时尚），她们提供了当代人探究和认识老上海的最佳“路径”，例如《老马路，风情徐徐》是这样介绍“绍兴路”、“衡山路”和“思南路”等“老马路”：
漫步于如思南这样富含历史感的马路上，从街边角角落落里洋溢出的风情，令人不由得对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想像。
这条路一直保持着某种神秘，配合着百年历史老建筑上斑驳的颜色，像每一位路人述说着这个城市的历史。
衡山路浓密的树荫下掩映着太多的历史钩沉。老墙砖、老铁门，仿佛都在风中喃喃私语，诉说着不知名的故事。[14]
“老马路”成为当代人通向“老上海”的通道，“读者”在这里也被看成一个具有偷窥癖的男性，他正通过“老马路”窥视老上海（女性）的秘密，“老上海”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当代人试图要从老马路、老城墙身上看到什么呢？媒体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邀请读者去“想象”。正是在想象中，“老上海”成为了一个令人着迷却又神秘的对象，“过去”虽然形象模糊，但却充满魅力，而且“过去”并没有“死去”，还在与“今天”对话：
离老城墙距离不远，是上海时尚地带淮海路，大厦林立，霓虹耀眼。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老城墙黛色的墙砖与新大厦华丽的玻璃幕墙有趣地共处于同一时空，这种对峙，初看突兀，细品和谐。
……
走进老城墙，我们了解上海的过去，走出老城墙，我们珍视上海的现在。[15]
报纸有意识地让“老城墙”所代表的“老上海”与以“淮海路”为代表的“新上海”互相参照，进行对话，这种对话自然包含了某种企图，“新上海”的繁华时尚是“老上海”的延续。《老码头新故事，情节总摩登》的题目就揭示了“新”与“旧”的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新”，还是“旧”，老码头、老马路都代表着“都会的摩登”：“漫步于‘上海老码头’，是很惬意的事情，亦中亦西的景观水池在老建筑的环境下格外醒目，而四周的老建筑也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开发中更加彰显海派文化的韵味。‘老码头’里每日上演的新故事，情节总摩登。”[16]即使在天，她们仍然和上海的新建筑共同演奏“现代性”的主题。
《文汇报》也曾刊登大量关于“老上海”的文章，例如2008年12月29日的《文汇报》上有一篇《老上海的建筑•名人•轶事》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一个主人公的游览，重绘了“老上海地图”，在这里，“马路”被文章叙述者当作探究“老上海”身体秘密的一个重要路径，叙述者正是通过马路，熟悉了老上海的身体和精神。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面，叙述者所提到的马路竟有十几个，如“崇德路”、“济南路”、“巨鹿路”、“淮海路”、“长乐路”、“富民路”、“陕西南路”、“茂名南路”、“东湖路”等等。通过“马路”，叙述者让“老上海”身上的每一个建筑、风俗、文化和人物“死而复活”，向读者讲述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且，正是通过“马路”，本来互相毫无关联的事物（建筑、街道、文化、遗迹和历史名人）之间有了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鲜活的“老上海形象”，而且这些马路不仅是供“我”行走的道路，通过它，本来跟“我”没有联系的事物与“我”以及读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些道路让“我”了解了上海，知道了自己的来源，自己与那些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了“我”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关系。
总之，通过“老城墙”、“老马路”和“老码头”、“老场坊”、“老建筑”，《申江服务导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上海媒体努力重绘了老上海地图，建构“老上海形象”，当然，这个“老上海形象”不同于北京媒体所建构的“老北京”，老北京的形象的特点是“古都景象”，但“老上海形象”却是“摩登时尚”，这是媒体有意而为之的媒介行为。即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上海”，在《文汇报》所登的这篇文章的“叙述者”看来，仍然代表着一个摩登、时尚的大都会：
我们去巨鹿路，是因为有一个老师的家在那里。准确地说，那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老师，而且教我们英语，相比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是带了一些洋气，从举止到服饰。我们哥几个都对她颇有好感，我们就跟踪她回家，或者到她家门口的马路对面，看一会那扇窗，期待她在窗前梳理她那长长的秀发。[17]
这个场景不仅让人想起在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个在文革中“游手好闲”的形象。男孩马小军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游荡，并跟踪性感的女青年。但与马小军所跟踪的性感女性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游手好闲的“我们”所跟踪的女性不仅青春漂亮，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她的英语老师身份，从举止到服饰都很“洋气”，正是“洋气”也就是西方化的女性身份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对其“颇有好感”。进一步而言，这个西方化的“女性形象”，何尝不是“老上海”城市形象的化身？
正是通过“老马路”、“老城墙”、“老码头”还有“老建筑”，“老上海”现代、摩登、时尚和女性化的城市形象被大众媒体不断发现和构建出来。前面我们说过，大众媒体希望借助于这样的建构，重新塑造市民对上海城市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