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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渴望——媒介叙事中的“上海形象”-新(4)

2013-08-05 01:32 而且这种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西方化的身份认同。但要指出的是，仅仅指望零零散散的“老马路”、“老城墙”、“老码头”，就重绘一张完整的上海地图，构建一个完美的老上海形象其实是不可能的。“老上海”本身就是复杂多样，并不仅仅是由几条马路、几个街道和几座建筑构成，“老上海”内容也是复杂的，可能是最时尚、最摩登，也可能最贫穷、最黑暗。历史学家熊月之就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媒体和学术界对“老上海形象”的单一建构：

　　近些年来，关于上海历史研究的成果出奇地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讲到二三十年代，不少论著、怀旧文字都聚焦在那时上海如何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灯红酒绿，如何先进、繁荣，如何摩登、时尚，这很容易让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以为这些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全部内容。我将从大众文化角度切入，旨在说明近代上海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贫富悬殊，是个极为混杂的城市。[18]

　　其实，现代性本身就是混杂的，按照卡林内斯库的理解，现代性本身就是由多样面孔组成，既有现代主义、先锋派，也包括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19]关于上海的现代性形象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不可能总是摩登、时尚。

　　三、中与西：上海的“身份认同”

　　关于上海媒介报道的第三个特点是媒体喜欢把上海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将上海与西方以及西方城市进行对照。前面已经提到，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对于上海的叙述往往特别强调其摩登性、时尚性和现代性特征，特别强调它与西方而不是中国本土的关联。《南方周末》曾引用了一位外籍人士对北京、上海进行比较后的结论，即相比于北京，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20]同期的报纸还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几位学者探讨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著名学者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

　　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21]

　　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宣扬上海与西方的联系。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媒体更是纷纷造势，突出上海与西方的关联、突出与国际接轨成为媒体新闻的重要主题。在“世博会”举办之前，《解放日报》等报纸就连篇累牍发表文章，阐释上海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通过一些具体事件，说明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魅力。例如2010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就报道了一些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快乐生活，还直接通过媒体传达外国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感受，在“世界屏息静静地等待上海”这句话中，上海被描绘成一个即将朝世界怀抱奔去的伟大城市。同年3月号的《新华月报》也用一个专版探讨“上海世博”的意义，专版的主题便是“上海世博：中国与世界对表”。“融入世界，与世界对话”不仅被媒体鼓吹成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渴望。甚至借助于“世博会”，媒体期望上海，不仅是融入世界，而且要引领世界潮流，扮演世界潮流的“领头羊”，例如《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就这样写道：

　　今天，尽管可能大多数人不会记得曾经提供给它们展示机会的城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创新重于一切，更何况因为这些创新，那些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已经证明它们曾站在世界发展的潮头。引领着整个人类。[22]

　　“世博会”举办不仅是一种盛会，更是被媒体赋予了民族主义色彩，上海不仅要成为世界重要城市，而且要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文章还回顾了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曾经遭受的文化自卑和文化恐惧心理：“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人曾经被‘创新’吓过。那个时代人大多记得一个经典的对比：一个小如米粒的象牙塔雕刻下了唐诗三百首，展现中国传统工艺的高超境界；另一个是容纳成千上万的电路、比人的小拇指肚还小的集成电路，展现的是当时世界最高的科技技术。这种对比带给人最大的恐惧，不是这两件器物之间在工艺、技术上的差距，而是理念、境界上的落差。相信直到今日，这种恐惧依然萦绕在那一代人心间，挥之不难去。”但“世博会”的召开一下子就让这位评论员恢复了“民族自信”：

　　幸好，此次同台竞技已是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或许能够让我们不必杞人忧天般地重新想起曾经的恐惧。5月1日正式开幕的上海世博将呈现怎样的洞见与创新呢？我们愿意拭目以待。[23]

　　罗丽莎在其《另类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现代性如此强烈的渴望和迫切，“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这种排斥旨在建造起一种欧洲中心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部分地来自于其半殖民地历史和对中国成为强国的道路的探索。这一延迟的渴望一直存在着。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动机。”[24]她的话一语中的，重返世界舞台，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这一直是现代中国的梦想。因而作为曾是中国最现代、最繁华、最接近西方的城市，上海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被媒体委以重任，要它必须成为中国重返世界的代表性城市。所以对于许多媒体而言，上海的中国特色和本土传统并不重要，但悖论的是，上海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但其“现代性”却又常被媒体描述为与中国本土毫无关联。

　　当然，有许多人其实也意识到，上海是中国城市，它无法完全与中国隔绝。所以也有不少媒体在报道上海开放、摩登、现代的一面同时，也努力探讨并寻找上海快速发展的本土源泉。例如海派文化研究者吴福辉在《上海社科报》上撰文在强调海派文化不怕“西化”的同时，特别指出海派文化的母体是“中国大陆文化”，而不是“西方”：

　　海派文化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产生的，它要害的问题是逐渐远离母体，变成一个在外游荡的子弟。我二十年前碰到过许多聪明伶俐的老上海市民，他们谈起天下大事，似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在话下。但仔细一打听，他刚刚到过苏州、无锡，远一点是宁波，别的地方都没有去过，现在的上海青年市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但离了解中国还有不小的差距。难道内地的人民就了解中国吗？那也不是。但上海是中国先进的地方，先进地方的人有更大的责任和可能来了解中国落后的所在。[25]

　　历史学家熊月之也强调了上海和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许多来上海的移民“往往离土未离乡，身离魂未离，因此，他们大多保持着对家乡与上海的双重认同，回到家乡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是外地人。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娱乐文化也是如此。在新世界、大新、永安、先施、大世界等游乐场里，就有各种地方戏的演出……”，所以他指出上海是“一头连着东西洋各国，一头连着中国各地。”[26]另一位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曹伟明更明确地指出：“人们通常认为上海是近代由上海滩突然发展起来的，其实它却有着悠远而多彩的历史源流。人们一般只知道上海的母亲河是黄浦江，殊不知最早横贯上海东西的主要水道，乃是吴淞江（苏州河），其实，上海的历史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浅薄，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丰富，只不过没有为人们所挖掘罢了。”[27]

　　结语

　　总之，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大众媒体对于上海“现代性”的认识，其实反映了大众传媒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态度。无论是渴望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沉浸在“想象老上海”，媒体都渴望通过对上海的叙述，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另外，从媒体的叙述可以看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形象”，充满了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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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英进：《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传媒集团，2007年，第96页。
Zhang yingjin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Hardcover — —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 Jiangsu Provinc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hoenix Media Groups Pages, 2007, 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