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新闻媒体实力的全面检验—(2)

　　突如其来、走向未知的突发事件震撼着社会心理，往往会引发公众的信息饥渴，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内政部提供给居民的《紧急事故指南》中要求，公众除非火灾等特殊情况，否则在紧急事故发生时应“收听当地的电台或收看电视以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国政府也为参与四川地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每人配发了一部收音机。保障特殊状况下公民的知情权除了倚赖政府的信息公开，还要通过新闻人的努力。

　　“第一时间”和“真实现场”是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基本要求。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内的电视媒体表现差别很大，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作出快速反应，半小时内就发布了大地震发生的消息，随后又播发了胡锦涛同志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以及四川、北京、上海有震感的报道。而此时有的卫视还在按部就班地播放电视剧，面对突发事件表现得不适应、不专业。在各省卫视中，东方卫视表现得尤为突出：前方，40多名采编、技术人员奋战在地震灾区，力争在真实现场获得第一手新闻；后方，集团统一部署于5月13日在省级卫视中率先推出大容量的特别报道，并于5月16日至18日进行了90多小时全天候直播，运用现场连线、嘉宾访谈、连续报道、字幕消息等多种形式反映抗震救灾的进展，普及防震自救的知识……这一切都依赖于一支业务过硬、富有专业精神的采编队伍。试想，这样一个海外媒体高度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如果本国媒体的报道滞后、缺位，将是一个多么被动的局面。

　　二是对各类资源的调配能力。

　　新闻媒介有效地调动组织内、外部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打破壁垒，统筹部署，形成协同机制，是实现跟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信息的保障。

　　东方卫视打破了栏目的时段划分，以直播、插播作为抗震救灾报道的常态，并及时对内部人财物等资源进行调配：在成都成立了前方大本营，集合新闻节目和专栏节目的采编力量，由大本营总部统一指挥协调，提高了采访效率；编播部门协作实现了两个频道并机直播特别节目的全天版面；北京、香港、广州、南京等地记者站紧急行动，及时传回来自各地的信息；挖掘19个区县记者站的资源，加大对上海各界支援救灾的宣传力度。此外，还最大限度调动各种外部因素，为特别报道服务。如，积极与四川、北京、香港等媒体以及上海的医疗队、特警、消防局等参与救灾的部门联系，挖掘新闻线索；寻求四川省电信公司的支持，在灾区十分紧张的通信资源中，架设了一根的2M网络专线，保障了新闻传送；直播转播车不够用，请求民政局援助卫星车；与四川省党委宣传部等部门合作，以成都演播室和上海演播室直播互动的方式完成了六一特别报道《加油！孩子》等等。各类资源的日常积累和关键时刻的有效调配，使得这次直播做到了忙而不乱，新闻报道既具有全局的视野，又不失本土风格。

　　三是舆论导向的把握能力。

　　可以说，此次抗震救灾报道是我国媒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把自己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诸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组织报道。

　　通过新闻报道活动发挥正面导向功能对我国媒体来说并不陌生。但面对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我国媒体在把握舆论导向时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如，“真实呈现”、“公正、不偏不倚”历来被西方媒体看作新闻报道的准则，因此媒体在报道战争和灾害时也常以冷峻面孔示人。而我国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立场，他们没有选择展现那些令人震撼甚至恐慌的“真实”，而是把镜头对准了生者，将深沉的情感融入其中，讴歌人性的坚强、互信、互助、关爱、感恩。正像泰戈尔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将观察的探照灯汇聚在死亡这一事实上，那么呈现给世人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停尸场。”我国媒体在反映事实上框架的运用，在把握导向上温暖色调的营造，大大有助于平复社会心理，为事件的常态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新闻操作手法上的差异，既源于新闻理念、媒介制度的不同，更是新闻人看到同胞经受灾害痛苦时自然而然的选择。这一做法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尊重。

　　特别指出的是，一些国内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意识逐步增强。东方卫视的海外版与国内版同步播出特别报道，满足了海外华人的信息渴求；还采用多种合作手段，为CNN、日本、印尼、韩国等国际电视机构提供新闻。这些为宣传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上的努力，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作出了贡献，也展现了一个立足高远、富有责任感的媒体形象。

　　四是应对“突发”的服务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通常对社会有全局性影响，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特长服务于社会，使危机尽快化解。换句话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新闻媒体应该既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也是影响事态发展的参与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东方卫视除了提供新闻、引导舆论外，还利用自己的传播平台传播范围广、社会影响力大的优势，从各个角度为救灾工作提供服务。比如，各栏目紧急调整选题，《时代》谈地震应急机制建设和民族精神，《东方大讲坛》普及抗震知识，《名医大会诊》讲解震后如何防病；为灾区和后方亲人、朋友联系提供平台，字幕区编发寻找亲人、鼓励朋友的电话和短信；组织承办上海社会各界赈灾文艺晚会，为后方对前方的援助搭建桥梁；策划“六一特别行动”，为孩子这一受灾群众中的特殊群体寻求更多的帮助……媒介机构成为列宁所说的“集体的组织者”，服务于抗震救灾的社会需求。

　　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启示

　　美国的“9•11事件”、欧美的疯牛病、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印尼的海啸、北美的大面积停电、中国的“非典”肆虐……近十年来，由于社会结构和信息传播方式等的变化，加之人类尚不能准确地预知和控制所有无序因素的产生和演进，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及其带来的公共危机的呈现出频率高、规模大、危害性大、影响深远以及国际化程度加大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正在由“非常态”转变成为一种“常态”。面对“突发”成为“常态 ”，我国的新闻媒介大多表现出一种不适应。新闻传媒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何改进报道，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呢？

　　第一，对现有组织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