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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媒体的组织结构类似政府机构,科层制、部门制、栏目制交错共生,其最大的问题是不利于整合和合理配置新闻资源,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效率低下,标准不统一。抗震救灾报道中不少媒体临时打破部门划界,调动了所有的采编播和技术保障力量联动作战。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有效的,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新闻机构的运行方式。因此,新闻媒体打破部门所有制,调整组织结构和人员管理方式,建立起统帅所有采访力量的“大新闻编辑室”,是必要的。
在“大新闻编辑室”的框架下,统一采访、编辑、制作、播出人员的新闻评价、选择和播出标准,建立可以共享的新闻选题策划系统、新闻资料管理系统、新闻采访编辑系统、社会资源经营系统,实现新闻生产的高效流水作业和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直播将成为可能。
第二,打造一张无处不在的信源网络。
2003年新华社凭借伊拉克人贾迈勒的报告“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领先全球媒体10秒播发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贾迈勒因此被授予新华社最高奖励——“社长总编辑奖”。汶川大地震,国内所有电视媒体都没能捕捉到地震发生时的画面,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那几秒钟惊心动魄的震颤现场画面来自一名外国游客的DV。再看CNN,无论是伊拉克战争、泰国政变还是伦敦地铁爆炸、印尼海啸,CNN总能在提供第一时间和真实现场上胜人一筹。分析原因,在于CNN拥有一张无处不在的信源网络。
无论一家媒体拥有多么庞大的记者队伍和广泛的社会资源,其信息源仍是十分有限的,依靠公众在街上看到突发事件后拨打新闻热线的做法也已不在时效上具有竞争力。在影像、声音的记录、传送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媒体的记者,这么宝贵的资源却被我们忽视了。CNN的做法是,利用电视和网络同时打造I-report平台,一方面大力宣扬“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你能帮CNN把新闻告诉全世界!”,让公众把掌握的新闻信息传送给CNN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对公众参与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系统的周密设计,并通过网络培训公民写作、拍摄、传输新闻的技能。这些做法对我国媒体建构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机制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遵循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
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一种专业行为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要想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就要尊重、遵循这些规律,注意科学性,而不是盲目报道或简单僵化地按有关行政指令行事。
每次特殊状态结束后,媒体都应该认真分析、总结规律性认识,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在此次抗震救灾报道中就有不少值得分析讨论的问题。比如,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既需要事实,也渴求观点,抗震救灾报道中电视媒体相比纸质媒体在言论上普遍缺席,没能满足公众对不同性质信息的需求。那么,为避免以后留下这类遗憾,平时应该做好哪些基础性工作?又比如,抗震救灾报道中能不能报道“坏人坏事”?这次绝大多数媒体没有触及的原因恐怕在于对舆论导向错误的顾虑,那么报道“坏人坏事”对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只有负面影响吗?1998年抗洪救灾报道中,新闻媒介在大力宣传先进人物的同时,也对一些官员的违纪行为和不良社会现象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工人日报等媒体对抗洪紧要关头一些官员擅离职守,洪水泛滥之际长江上游仍然有人在砍伐森林等行为作出批评,却产生了推动抗洪救灾工作的实效。可见,监督社会本来就是新闻媒介的功能之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监督,而在于如何把握好程度和数量,与弘扬主流和正气相配合,促进事态向积极方向发展。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在突发公共危机中媒介的角色定位问题,如何在突发事件中构建高效率的新闻信息传递系统,复杂状况下如何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甄别、选择,如何实施特殊时期的民意监测和公众心理变化状态的监测,如何根据不同的社会心理状态调整传播活动等等。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只有平时多主动钻研,才能在“战时”获得期望的传播效果。
第四,特殊时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突发事件后政府要通过一系列应对措施实现对危机的控制、化解、修复直至最终的常态化。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介必须与政府协作,共同应对危机,绝不能为博取“眼球”而牺牲社会利益。此时如果还将自己看作一个单纯的新闻机构,往往会犯下方向性错误。2002年“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NTV对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从俄军包围剧院,到武装分子射杀警察,再到特种部队准备冲进剧院解救人质,NTV的报道十分“全面”。这一做法却激怒了普京,台长最终被免职,原因在于,这种做法会使恐怖分子提前觉察,从而导致更多人质的死亡。2005年巴黎发生骚乱,法国媒体多数选择了对新闻事实作“原生态”呈现。一些青少年看到电视上的骚乱和破坏画面兴奋不已,也模仿着上街烧毁汽车、损坏公物,甚至比看谁的破坏活动第二天能够上电视。不能不承认,“巴黎骚乱”的持续与媒体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2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之巨。有效控制及降低社会损失,新闻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殊时期新闻媒介理应以公共利益为重,自觉遵守《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中有关信息发布的规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危机的化解提供助力而不是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