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新闻媒体实力的全面检验—

关键词： 东方卫视 抗震救灾 汶川地震

　　突发公共事件指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的危及公众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利益，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的公共事件。按照其发生的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事件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观念的突破

　　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对突发公共事件都采用一种“缓报”或“不报”的态度。这种做法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下一度“有效”，但随着我国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公众媒介接触能力的增强，捂着、盖着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

　　2003年3月下旬，有关“非典”的各种小道消息林林总总，官方报刊却一字不露。后来，国家认识到“非典”疫情的严重性并采取了务实的态度。4月20日以后新闻媒体开始广泛宣传相关预防知识，但社会恐慌已经形成，疫情也已有所加重。相类似的还有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从11月13日“吉化”发生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污染到21日哈尔滨市政府发布停水公告期间，所有媒体集体保持沉默。停水公告中对400万市民停水4天的理由是要对水网进行全面检修，这在基本逻辑上都不令人信服。于是社会恐慌进一步加剧，爆发饮用水和食品的抢购潮。在现代社会，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通常首先会向新闻媒体寻求来自权威的说法，此时如果媒介在信息提供上缺位，公众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会转而寻求来自非媒介信源的信息。于是谣言扩散，公众恐慌，社会失谐，此时要想让公众回过头来再相信政府的声音就不那么容易了。

　　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传统做法，有其基本理论预设：第一，不论事件的性质和规模如何，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破坏与损失，危机信息的披露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承认或是公开公共危机，特别是非自然因素导致的公共危机，有悖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存在着高度的政治风险；第三，改革开放后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吸引投资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披露危机信息会影响中心工作。事实上，无论出发点多么“善意”，无论对信息的“保密”工作考虑得多么“周全”，隐瞒信息都是既徒劳，又无益的。“非典”、“松花江水污染”等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隐瞒只能让政府、媒介、公众付出更多的代价。

　　近两年，我国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上逐渐由“处理”向“管理”转变，越来越重视信息披露对化解危机的积极作用：2005年底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突发事件报道关键是要畅通信息渠道，协调主管部门及时公布事件真相，主动发布权威信息，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200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纳入整体应急管理机制。2008年对冰冻灾害和手足口病的报道就是管理部门观念突破的具体体现。政府的适度放开给了新闻媒介“各显其能”的机会，如何做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成为我国新闻媒介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检验新闻媒体的综合实力

　　在国际传媒领域，突发事件报道往往是媒体竞争的焦点，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一家媒体的综合实力。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编队伍的业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