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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梳理与主流媒体构建——新意识形态下

2013-10-19 01:11 　　摘要：民生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又兼具时政和双重特性的新电视，因为其勃兴的复杂背景和社会动因以及纠结了太多特征而有着巨大的学术观照价值。通过梳理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等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民生的历史面目也清晰起来，主流正是其未来走向的不二选择。

　　关键词：新意识形态/电视民生

　　Abstract：As a news category distinct from traditional ones ，news of people‘s livelihoods ha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olitical news and social news.Complexhistorical contexts in it has been prospering ，its social driving forcesand its intertwined connections with time make it academically valuable to examine.By studying the coexisting and overlapping new ideologies of state/nationality，a market dominated by the ruling party’s ideology /consumerism ，elite/elitism，the mass/populism，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news becomesclear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mainstream news is its sole choice.

　　Key Words ：New ideologies Television News of people's livelihoods

　　引言

　　如果说媒体的功能在于发时代声音，传时代风气，电视之责任似乎就可归结为留存历史记忆，记录可供观照的“影像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媒体为学术的审视平台，从纷繁复杂的电视屏幕上寻找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踪迹是当下学界时髦的也不啻是聪明的学术的路径选择。

　　一方面，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商业传媒特性的电视（也有学者称之为从党的宣传工具向党营商业性的信息娱乐业转变，或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营的准信息产业过渡的中国电视[1]）正受到“全球化”“化”为代表的新浪潮的冲击，电视屏幕上展现的因此越来越具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品质——但凡社会中所有的思潮、观念都很容易在屏幕上找到“影子”；另一方面，电视媒介以其巨大的跨时空的力也在时刻涵化、引导甚至颠覆着当下社会和人们身边的观念、文化、思想，在反作用于社会的同时也剧烈改变着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态环境。 大学排名

　　对中国电视发展的考量，我们不应该规避对当下复杂变化的文化语境的体察，更不能够割裂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电视与其身后弥漫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这一目的出发，与政治结缘深厚、到现在仍然担负着执政党和国家主要政治宣传任务的电视被我们纳入了学术视野，而一定程度代表了电视发展新趋势的民生因为身上纠结了太多典型的新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中，笔者期望通过对电视民生勃兴的社会动因的解析和对民生发展轨迹的梳理，在展示有别于“权力控制、单一话语、政治宣传”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角的同时，揭开民生多重复合意识形态迷雾，探求民生/电视的突破方式，把握中国电视改革的重要动向。

　　电视民生的勃兴及其社会动因

　　当电视成为我们时代各种声音的代言，普通观众只需要端坐于电视机前享受影像带来的“视听快感”（某种程度上观众的眼睛也成为了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跑马地），学人需要警觉的却是“谁是话语的主体”[2]，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的是，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谱系中，电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轴心位置，而这种轴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联播》为主的传统类型的电视[3]来确立的。自1982年起，《联播》就被授权比其它媒体早一天独家发布重大，从而一举改写电视在传统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4].转变毋庸讳言正是缘自于背后政府当局强有力的支持，而这种权力支持只能进一步证明中国电视尤其是中国电视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核心。但是电视这种核心地位因为时代的变迁，一方面因为电视的威力日渐增大而被无限的放大、强化，另一方面却面临被侵蚀、瓦解之虞。

　　中国尽管在“文革”之后，就尝试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真正开始步入被人们普遍公认为“转型期”的“大时代”（鲁迅语）[5]：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四重转型同时展开；就业矛盾，城乡矛盾，东西矛盾等诸多矛盾纠缠错综。“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6]由此，多元文化的浸淫、统一声音的缺失和生存压力的存在下的人们开始“碎片化”的游离于原本笃信不二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现实情境逼仄下的人们开始怀疑曾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开始从想象的世界与生活的真实落差中积蓄不满和郁闷，开始为曾经清晰而美妙今天模糊而遥远的将来心生迷茫与忧虑。在阵痛和动荡中的人们，不会去理解什么个体与大局、眼下与未来之类的抽象观念，即使潜在的感觉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依然成为时代的共有图景。依旧日日赞歌的《联播》们人们难以认同，虚无缥缈的电视剧也被人们疏远（《渴望》等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热播恰成最好的反证），人们需要的倒不是对现实的深入了解，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抚、交流和宣泄，一种有现实可能的想象空间，或者说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7].但特殊时期这种本应由传媒特别是直观的可视的传媒——电视执行的“按摩”作用因为传统联播式“高高在上，俯瞰苍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阙如了，公众与官方沟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单向度接受的政意下达通道）被阻断，原本严密有效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输出系统因为陡然失效而在电视上处境尴尬。所以说，经济力量引起的社会生态的变化是民生出现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这种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危机”，或者说观众作为民间立场和媒体完全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与不可调和恰成为之后中国电视所谓“三次革命”[8]的肇始，和今日民生的走红有着内在逻辑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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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中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也在潜在的影响中国电视改革。新中央亲民之风日盛，体察民情，近民为民，“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理念体现和加强了这一一以贯之的改革思路，也给与受传统意识形态严密管制的电视以更多自由的运作空间，而成熟平衡透明的现代政治环境也有赖于电视媒体监督的有效介入，民生正是在当下社会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

　　民生与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

　　我们界定的电视民生区别于传统联播式，是指那些面向都市，以“民生、民情、民意”为主要关注点，以城市百姓“身边事、麻烦事、希奇事、关心事”为主要报道题材，通过记者现场调查、跟踪报道、嵌入式体验等灵活多样的采编制作，注重的实用价值、娱乐价值、情感价值的电视。

　　现在看来，电视民生的集大成者当属《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绝对现场》、《法治现场》、《标点》、《服务到家》、《1860眼》等民生同城竞技的南京。但回溯历史，民生并不发端于此。都市报、晚报的都市社会、市井作为民生的雏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小有影响。而电视屏幕上1995年北京电视台的《点点工作室》（98年改名为《元元说话》，99年至今叫《第七日》），基本带有了民生的品质。尔后1997年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与1999年成都台推出的《今晚800》等，也呈现出典型的民生特质。但当时的民生形态或者说中的民生化倾向，只是一部分敏锐于时代变化的电视工作者自发而非自觉的行为，从宏观看这样的节目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南京零距离》2002年的一炮走红，并且带动了南京各台推出《直播南京》、《绝对现场》等一批以民生为载体的性栏目，却使得民生及其运作理念名声在外并且开始得到业界的追捧。和国内许多成功的电视节目一样，《南京零距离》成功以后，许多电视台纷纷跟上根据各自地方特点“克隆”各地方版的“零距离”。比如临近江苏的安徽省台推出了《第一时间》，节目开播后在极短时间内冲刺到省级台晚间时段收视第一（非电视剧类），最高收视曾经惊人的到达29.8%，市场占有率甚至超过20%.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民生概念由学界提出并且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民生的概念有别于时政和社会又兼具两者的一些特征。中国的时政一般被自觉等同于报道领导活动、会议内容、官方消息的政治性，这种形态由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所谓“向民而不唯官”的民生并没有摒弃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而是转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社会性题材作为民生内容的重要组成，实质上以一种变体的形式参加了民生的建构，担负起体现民生部分娱乐价值与情感价值的任务。

　　曾有学者认为十年中国电视的“三次革命”第一次以1993年《东方时空》创办为始作俑者，第二次以湖南的《幸运3721》以及《快乐大本营》为标志，第三次发轫于江苏南京的《南京零距离》。第一次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让百姓说话，让百姓上电视”，后两次的意义在于“探求地方电视的生存之路”和“价值观的改变和大众性、平民性的浮出水面”[9].笔者认为这种分段式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其不足显见于割裂了十年中国电视变革的连续性和内在逻辑关系，三次事件并不能成为前后变革阻断的充分理由。而实际上被忽视的新意识形态恰是使中国近十年电视变革浑然一体的内在逻辑。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10]正是由于前文提到的民间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官方开始假借那些容易被内化的同时也更不容易被察觉的新意识形态实施政治宣传。原先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国家/民族/执政党三位一体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体系宣告瓦解，转而代之由“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11]民生的勃兴在受到“百姓/平民意识形态”主要辐射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其他意识形态的间接影响，而从根本上说“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仍然是决定走向的核心力量。其他意识形态并不具备于之同台竞力的实力，在日常的制作播出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与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形成“合谋”关系。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家葛兰西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分析到现代国家的统治形式时，把国家看成暴力统治的机器是过于简单的表现，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分别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域”的形式中。“一个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的是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和各种媒介构成，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12]现代国家强烈而有效的统治，应该是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完美统一，即所谓国家硬力量与文化软力量的充分结合。除了用强制性机器维持政府与社会秩序外，还须利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使之在心理上取得认同与服从。

　　而当下电视屏幕上红红火火的民生就应该算是国家统治中文化软力量新的集中体现。民生通过逗引消费的快感，达到虚拟的满足（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生活投诉、家长里短、实用讯息”[13]的提供营造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时空——存在落差、相对处于弱势的百姓被夸张成世界的全部，现实生活的落差与缺憾被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虚妄的媒体景象缝合，被关注被承认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与满足（百姓/平民意识形态）。有趣的是，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和应该强大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似乎宣告空缺，但事实上两者只是得到了巧妙的掩藏。白领/精英大致永远也不会遭遇屋漏进水的痛苦，也大概不会以因为贪图小便宜受路边摊贩的欺骗，民生以白领/精英缺席却坚定了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仰”，白领生活与成功故事成为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与憧憬、渴望与抚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则因为民生营造的温情、世俗、人性的氛围而和蔼可亲，人们因为专注于家庭琐事、身边小事、百姓难事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个社会博弈中所处的位置和被忽视的利益。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竟然颇为吊诡的以“缺席的在场”的姿态完成了对民生的根本掌控。


　《南京零距离》的新意识形态解析

　　《南京零距离》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制作的一档资讯类直播栏目，从2002年元旦开播，每晚18：50至19：50播出。节目从开播以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民生热潮，成就了独有的“零距离”现象：开播两周进入当地收视前50，36周后长期占有第一位置，[14]甚至曾拍得年度广告1亿零88万[15]，成为一时风行的民生的样板，甚至登上了《新周刊》2003年年度电视节目的候选榜单。

　　《南京零距离》由“时政要闻”、“”、“生活资讯”、“孟非读报”、“现场访谈”、“小璐说天气”、“今日头条”、“现场电话联线”、“现场电话投诉”、“数字南京”、“曝光台”、“滚屏”等10余种节目形式有机组成[16]，几乎涵盖了所有报道的和样式。

　　《零距离》从策划伊始，就着眼于提供“实用资讯、生活投诉、社会”[17]，这种眼向百姓、注重服务的定位使得《零距离》呈现出相较于传统联播式三大明显的转变：

　　（一）传播由到信息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下是节目传播的内容，观念是的核心价值。《零距离》由到信息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官方对于传播内容监管的主动权正日渐松懈，更体现出在新意识形态作用下尤其是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的崛起，媒介的姿态已经由原本“魔弹论”单向度施射的发出者变成了今天“互动论”的地位平等的服务者。典型性不再成为内容筛选的首要标准，有用性成为民生的第一关注。

　　（二）报道领域由官方向民间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下的电视以官方消息为主，多报道官方欲与人知的消息、信息，今天则演变成了“你想知道什么我尽量满足你”[18]的亲民立场。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媒体姿态由传播到互动的转变。与上两种转变存在着逻辑上的相关性，开放的传播空间变单向传播为观众的上相参与，使受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19].传播到互动同时意味着由我关心或者你关心（以前“我关心”的更多）转变成你我共同关心，即必须寻找和构造利于形成交互效果的内容和报道方式。

　　基于这三种要件的根本性转变，《南京零距离》的实践展示了新意识形态下民生的运作空间。而实质上，从内容到方式、从口号（《南京零距离》，就在你身边）到操作都标榜面向平民的《零距离》并没有能够摆脱前文已经的民生的窠臼，“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下，“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仍然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高山。

　　笔者在有限样本中抽样了非节假日和特别节目的《南京零距离》的常态节目进行分析[20].节目开始以“全国检察系统举报宣传周活动今日启动”作为头条，第一段之后的依次是“省政法委副书记到戒毒所视察工作”、“第2轮行政审批制度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药品将进行新一轮降价”和庆回归特别报道“美丽的东方明珠”。从相关性和贴近性而言，药品降价较强，行政审批和举报宣传周次弱，其他则并没有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第二条领导视察更是略显唐突。相比较言之后的几条社会题材诸如“该管一管这个黄金黑市、这家卫生状况让人忧”和“持续暴雨，南京防汛经受考验”更为精彩和贴近。尽管《零距离》推崇所谓“乱排”式组合，但这种有意无意的组接还是让人感受到传统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这家医院卫生状况让人忧”曝光了一医院将陪护家属借用的被子与躺椅藏于女厕所，甚至病人用床褥也污浊不堪的情况“事实清楚，取证扎实，却疏于对院方的采访，批评口吻欲言又止。至于竭力标榜的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几乎在每条中都可感受。

　　“小璐说天气”用一个青春女孩随兴道来的方式把原本严肃的气象预报“消费”一把。而孟非在节目中尽管表现出彩，但是在各种意识形态频繁游走于转化，有时略显的定位不清，姿态犹疑。节目的结尾同样很值得玩味，接听观众所谓的直播热线（其实为事先约定人选，同时使用了延时装置），但热线反映的一般都是下水道堵塞、热水器损坏之类的“鸡毛蒜皮”，《零距离》在不经意间将种种社会置换为单纯的家长里短，使得封闭稳定的时空建构能够实现，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掌控依然自如[21].

　　民生的未来走向与新意识形态策略

　　正如前文分析，民生出现的契机在于特定时机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缝隙，民生起到了一定程度重塑国家媒体亲民有信的公众形象。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当下的电视民生并不是一种成熟且具有独立品质的新样式，充其量不过是在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等多重复合的意识形态掩护之下，推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电视策略。本质上只是被官方意识形态驾驭、担负舆论引导控制任务的媒体“奇兵”，其作用更类似于党的公关公司的功能，传媒由党喉舌的角色转变，旨在提升党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依托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舆论工具对民众进行洗脑运动。[22]

　　但是同样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自主报道空间还将延展，社会公共领域的空前扩大公民言论自由程度仍将放大，公众对于信息渴望与诉求也将日益强烈，民主自由精神的觉醒，以及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分级制度在内的广电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的勃兴，民生面临着极其难得的外部机遇。

　　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独立声音”应该是民生所应不懈追求的目标。据“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力”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主流媒体/议程设定媒体[23]应该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同时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在我国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坚持并引导社会发展主流和前进方向，具有较强影响力；具有较强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另外还着力于报道国内外、、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动向，是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纪录者。基本受众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群；具有较大发行量或较高收听、收视率，影响较广泛受众群。[24]根据这一标准当下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主流媒体。

　　尽管脱离开现行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真空存在并不可能，但是在操作中民生可以通过积极灵活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引导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致力于成为“政情下达，民意上传”的主流，民生应该着重处理好民众关心与政府满意天平之间的位置。为民尽力要关注公共利益避免“自说自话”，避免百姓/平民意识形态过量渗入；给政府帮忙同时要监督政府职能履行，抵御强大的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协调两者关系时同时要避免遭遇“伪主流化”、“空壳化”的危险境遇，唯有这样才能打造出有中国特色、有气魄的当代中国的主流媒体。

　　结语

　　行文至此，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尝试的回答文首的那个问题：“谁是话语的主体”，中国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厘清当下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主导，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平民意识形态并存的多重复合的新意识形态，对于拨开缠绕中国电视和新生的民生的重重迷雾有着显见的好处，但这种好处的获得却使我们所有致力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人并不轻松。让关注民生、渴望电视发展的我们在建设主流媒体的起点共勉！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注释:

　　[1]转引自凌燕，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版，2003，2月号，

　　[2]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沈阳：辽宁出版社，2000，

　　[3]概指中央台以《联播》为代表，地方以XX省市为代表的联播式节目，这类节目通常以舆论宣传、引导和官方信息发布为主要目的，内容以领导活动和会议以及典型经验、人物报道为主。显著特点是播报体、政论腔，报道上注重“典型性、重要性、政治性和史料价值”，较轻视“时效性、反常性、趣味性”等特点，表现上较少出现同期声，以解说词和片段的采访为主。有学者称之为“记录常态不反映变革，面向未来不面向今天”的官方电视资料。（近几年也出现了记者出镜等多种形式，但并不影响对其价值的根本判断）

　　[4]收看《联播》早已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至今仍保持着27.6%的年平均收视率（2002年数据），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的大牌节目也难以企及的神话。

　　[5]转引自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927年冬天，鲁迅概括中国的状况时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6]同2

　　[7]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迅译，外国电影文选，李恒基，杨远婴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8]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9]同上

　　[10]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参见隋岩，多重复合的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意识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第5期

　　[12]参见李金铨，论社会理论对中国业的解放潜力，香港：《二十一世纪》，

　　[13]参见景志刚，存在与确认：如何概括我们的，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第11期

　　[14]参见数字——《南京零距离》，北京：传播，2003，第2期

　　[15]同9

　　[16]同9

　　[17]同14

　　[18]章剑华，“零距离”的电视理念，北京：现代传播，2003，第2期

　　[19]叶子，反思传统回归本质——《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启示，北京：现代传播，2003，第2期

　　[20]抽取的为2002年6月24日晚的节目播出带

　　[21]笔者认为中国电视节目可以分为两类：以小人物视角看小人物的、以小人物视角看大人物的，前者以《南京零距离》等民生和《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为代表，后类以《对话》为典型

　　[22]同13

　　[2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Noam Chomsry在《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一文中说，主流媒体又叫“精英媒体”（Elite Media ）或“议程设定媒体”（Agenda-settig Media ）。。这类媒体设置着框架（the Framework ），所有二、三流的媒体每天都在这个框架内筛选

　　[24]主流媒体与舆论力量：主流媒体判断标准和评价，北京：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