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干流地区区域发展与国家工业化
2013-08-17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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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1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淡水资源。作为水资源的关键
世界上任何1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淡水资源。作为水资源的关键载体，河流流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大国文明的延续需要大的流域支撑。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1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1，2]。
尽管中国拥有近5万条河流， 但是只有长江和黄河流域对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实际上，中国的文明史就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在两个流域间交替变革的过程。考虑到长江干流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影响，本文的讨论重点集中在长江干流地区，它占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80％。
1 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引擎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通道，长江干流地区平均每150万km[2]就有1个大的引水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公元前8000～60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成为世界上第1个稻作文化区（图1）。与北方农牧文化区相对应，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3]。
图1 中国早期农业生产中心示意
Fig.1 Original China's Agricultural Centres
1.1 历史上的交替转变模式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干流地区和黄河干流地区在1定程度都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互不侵扰。直到公元前2200年，长江流域爆发了1次大的洪灾[4]。此后，长江干流地区的灾民北（内）迁，黄河干流地区开始取得国家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根据历史数据记载，当时长江干流地区的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长江以北）只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0％，而周朝时期（公元前1060～477年）黄河流域干流地区的人口数已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数的50％以上。
直到西晋（公元265～316年）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入侵之前，黄河干流地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大约维持了1500年。其后，在当地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冲突下，中国农耕社会的中心开始转向长江流域干流地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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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7年，晋王朝建都建康（现江苏省会南京市），即东晋朝代（公元317～420年）。实际上，东晋王朝只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南部地区，而中国广大的北部地区被其他少数民族所统治。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106朝”时代，期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1直处于战乱之中。受此影响，黄河干流地区的农耕经济在战火中毁坏殆尽。
为了寻找安宁的生活方式，黄河干流地区的农民被迫迁往长江流域干流地区。这种迁移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和手工业。劳动力资源和技术的输入，与当地良好的灌溉条件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长江流域地区的农业发展。到唐朝中期（大约公元618～907年），长江流域干流地区最终取代了黄河流域干流地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最有力的引擎（见图2和图3）[6]。
作为中国农耕经济新的中心，长江流域干流地区的发展在清朝中期（公元1644～1911年）达到顶峰。尽管这1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组成1个统1国家，但是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和腐朽的
政治体制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物质生存根基。1894年，发生在南方（沿长江流域干流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几次大洪灾和北方的旱灾（沿黄河流域干流地区的山东和甘肃）造成1500万人死亡和1000万人流离失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的清政府无法给广大灾民提供任何帮助，结果导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其中，以太平天国起义（公元1851～1869年）最具代表性。作为主要战场，长江流域干流地区的农耕经济再次开始衰落。到20世纪初，长江流域干流地区在经历了清政府灭亡（1911年）、军阀混战（1911～1927年）、国共两党军队斗争、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内战（1947～1949年）后，原有的发达农耕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几乎荡然无存[7] （见图2和图3）。
大学排名 图2 两大流域人口分布变化过程（500 B C～1947年）
Fig.2 A Changing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550 B C～1947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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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大流域国家税收分布变化过程（500 B C～1947年）
Fig.3 A Changed Pattern of Local Revenue Contribution to the country(550 B C～1947 A D)
1.2 要素分析
探讨两河流域变迁的历史，不难发现地理因子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气候条件的变化。
中国的降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80％的降雨量集中在夏季的3个月， 季风风向年际变化大。多变的季风气候决定了中国广大平原地区的降水过程，从而引发了频繁的旱涝灾害现象。大约2117年长的时间跨度里，有官方记载的洪水1621次，旱灾1392次，平均每年发生1.42次灾害[8]。
气候因素是引起中国农耕经济中心从北向南变化的关键。虽然在特殊年份、特殊地区降雨量会有所波动，但全国多年平均降雨量却是有规律可循的。代表这种规律的就是人们熟悉的400mm等雨量线。
在这条等雨量线的东南部，年平均降雨量大于或等于400mm，是全国“农耕劳作、人口密集”的主要区域。与之相比，400mm等雨量线以北西地区，阔野纵横数千千米，是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场所。换言之，400mm等雨量线划分了中国农耕与游牧两大不同生产方式的活动空间。
重要问题在于，受气候环境变化影响，中国400mm等雨量线位置极不稳定。频发的旱涝灾害，人口的增长加剧了400mm等雨量线南北两种生产方式发展的对立和冲突。尽管控制农耕经济的历代政权不惜花费极大成本建设宏大的军事防卫工程（长城），但是，多变的气象环境使得两种生产方式的对抗延续了数千年[9]。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2 长江干流地区：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引擎
2.1 发展过程
虽然西方工业化早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现，但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
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的中国经济生活方式，尤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在过去5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矿产资源迅速取代了水土两大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源投入主体。伴随着这种资源投入结构的演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长江干流地区的发展。
国家统计资料表明：长江干流地区对国家经济（GDP）的贡献程度从1952年的40.9％上升到2000年的44.8％（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与此同时，长江干流地区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却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52年的41％降到了2000年的38％。相反地，黄河干流地区的发展则呈现出1种彼涨此消的过程。黄河干流地区对国家经济（GDP）的贡献程度从1952年的21.9％下降到了2000年的19.5％（见图4）。
图4 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经济发展在全国地位变化（1952～2000年，1952年不变价）
Fig.4 A Comparison of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 the Yellow River Basin(1952～2000, at 1952 Price)
长期的实践表明，建立在矿产资源开发基础上的工业部门发展是推动长江干流地区发展的关键所在。长江干流地区第2产业的产出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36％提高到了2000年的44.3％，上升幅度达8个多百分点。相比之下，第1产业和第3产业部门产出在全国的比重则由1952年的41％和42.8％下降到了2000年的37.4％和42％，降幅为3.6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见图5）。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图5 长江干流地区经济及部门产出在全国地位变化（1952～2000年，1952年不变价）
Fig.5 Output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YRB in the National Economy(1952～2000, at 1952 Price)
经过长期的开发建设，目前长江干流地区已经形成了3个主要的城市群体。 第1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3角洲地区，总人口达到2700万，其中城市人口超过50％；第2个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中部地区，有城市人口1200万；第3个是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西部地区，总人口1000万，城市人口超过50％。这3大城市体系对国家经济（GDP）的贡献程度占全国大城市经济贡献程度的40％。
2.2 开发政策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目标有两个：第1个是在有限的地区建立国家工业化基地，以满足国家对原料和设备的需求，即所谓的重工业化；2是建立省级工业生产体系，以维系地方日用品的制造，即所谓的轻工业化。受矿产资源分布特征（尤其是铁矿石、原油和煤等金属和能源资源）和国际发展环境的双重影响，中国东北的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北部的山西省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地区。中央政府对上述地区进行了多年的大力投资。因此，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1产业和轻工业。
1980～1995年改革开发初期阶段，为确保长江3角洲及其内陆地区的税收稳定、减少国家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所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带有明显的地区局限性，这就是以华南沿海为主的倾斜开放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延误了长江干流地区区位和长期人文资源积累的潜能的充分发挥。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制定新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1新战略的目标之1是以长江干流地区为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用以协调沿海和内陆的发展（收入）差距。1992年，国务院宣布对外开放上海等14个长江沿岸城市。在此后的10年里，随着沿岸开放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长江干流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明显成效[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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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时期内，能源、航运基地、码头仓库、公路、铁路建设成为长江干流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1992年国务院批准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工程——3峡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建设。这项工程至少投资570亿人民币（按1990年不变价）， 目前工程的主体部分和库区移民安置工作已基本完成。3峡枢纽工程电站1旦建成，将极大地改善长江干流约600km的1段航道，届时载重1万t 的轮船能直驱西南经济中心城市——重庆。
应当说，长江干流地区的各省市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意义。为了跟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全球化步伐，沿江省市
企业管理和国外直接引资的改革力度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作为拥有750万人口的长江干流中游特大城市， 武汉市计划建设成为运输内地原料和产品到上海、再经电气化铁路到香港的最大货柜港口。这种发展计划的目标在于巩固武汉作为中国内陆主要增长点的战略地位。
从发展过程看，长江干流地区工业化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包括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乡镇企业发展，即乡村工业化[13]。长期以来，为最大限度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国工业化执行了所谓“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长江干流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放弃农耕，转向乡镇企业寻找发展。1985年，长江干流农村地区非农业劳动人口达到3400万，2000年时，这1数字又翻了1倍多。
长江干流地区近年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性。2000年，长江干流地区的GDP为15934.0亿元（1952年不变价），对国家经济（GDP）的贡献程度达到44％，比1990年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按投入产出比计算， 长江干流地区的经济效益高于全国均值水平。在1991～2000年的10年间，长江干流地区的年均投入产出比为2.97，高于全国均值水平（2.86）的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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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发展
勿庸置疑，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1步加深，长江干流地区在未来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会愈来愈重要。当北方干旱地区气候条件日趋恶劣时，地理因素再次起到决定性作用，长江干流地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比预期更为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在黄河流域地区出现大面积干旱时，中国北方未来发展的最后依托希望是长江干流地区。 长期的观测统计表明， 黄河流域地区的断流持续时间已从1972年的16天快速增加到1997年的267天。尽管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以确保黄河径流的正常运动状态，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流域地区缺水日趋严重的局面。
2003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启动了世界上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预计到2050年，南水北调工程的调水能力为：每年从长江流域调448亿m[3]水到北方干旱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河北和江苏北部地区。南水北调工程的耗资预计近5000亿人民币，是目前正在进行的3峡电站枢纽工程的两倍。这项由东、中、西3条输水线路组成、长约1300km的工程，是世界上同类项目建设中最大的项目。
对于长江干流地区而言，未来发展应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担。这是由中国国家人地关系演进状态所决定的。具体来说，即使在大规模调水工程完工后，北方地区淡水资源短缺的缓解主要体现在城市化发达地区，如华北区的京津唐和山东半岛等地区。相应地，由于以珠江3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区区位相对偏远，制造业特别是现代重化工制造业的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作为横贯东西、地跨南北的长江干流地区，就成为国家现代化、特别是制造业空间重组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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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完成国家工业化赋予的历史使命，长江干流地区未来的发展应首先处理好自身的发展环境问题，诸如上游地区土壤侵蚀、沿岸城市空气污染、整个区域能源短缺、城乡用地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1系列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