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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欢欣—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美学思

2013-06-01 01:23 　　关键词:零度写作　审美性　罗兰·巴尔特　文本
　　摘要: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在强调不含思想感情的零度的、中性的写作同时，提倡自由的语言形式和语言结构表现，在主张写作主体消解的同时，又试图通过作家的风格间接地表现主体的思想情绪和观念意图，表现出零度写作理论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美学思想以及审美现代性。
　　罗兰·巴尔特《零度写作》写于20世纪50年代，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同当时法国左翼文学批评的领袖萨特进行对话。萨特在《什么是文学》这篇论文中强调了文学的功能是恢复世界的本来面目，文学必须“根植于人类自由”的基本观念。巴尔特则对文学表现主体性思想持不同意见，强调写作的无主体性。他提出的“零度写作”的文学观就在于从根本上推翻了萨特的为谁写作的命题，从而确立了一种新型写作观。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学界与评论界一直对罗兰·巴尔特的这种零度写作观持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只要是作家写作就不可能是零度的、不含思想感情的写作，任何文学作品都包含有作家主观的观念意图和感情色彩，所谓主体退出的一种沉默的零度写作是不可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尔特理论的一种误解。当我们重新进人巴尔特零度写作理论的文本世界时，它的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深刻的辩证美学思想，并不是一句不含思想的写作所能概括的。
    巴尔特在《零度写作》中称“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是没?有语式的写作，类似于新闻式的写作。巴尔特认为写作类似于语言的中性项和零项，并将自己的这种发现引人写作和语言文学领域，冠之以“零度写作”。
    在我看来，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了一个对现实世界的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的默尔索形象。加缪让人物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不介人不评判。巴尔特认为加缪实现了一种作者“不在”的风格，一种不介人的零度写作;第三，零度的中性写作具有工具性特征。即作为业余的首要条件的语言形式的工具，驱除了古典写作中的目的性和意图性。它是作家一种全新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即采取一种中性的零度写作并摆脱了某种典雅或华丽的风格，以及消除了个人情绪的介人。因而，语言不再是沉重的、单义的、观念的，而是处于一种纯中性的可变形式的状态。当写作的语言工具不再为社会意识形态所利用，不再具有功利性时，作家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写作而不必受制于社会和阶级意识。这种全新意义上的中性零度写作中的工具性美学色彩的表现，诚如巴尔特所说:“于是文学被征服了，人的问题敞开了，并失去了色泽，作家永远是一个诚实的人”。由此看来，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的核心强调中性的隐含作家主观意图的写作，明确提出了“文学是一种语言学问题”。
    巴尔特从语言学角度来论述文学与写作，认为写作是一个符号系统(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 )，其本质是纯粹的语言学范围的活动，一种不及物的活动。文学既不是指向客观实在，也不是指向心理的主观表现，写作活动本身成为了文学的核心。不及物写作是对零度的中性写作，作家的不“在场”的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深人论证。零度写作就是一种不及物写作。巴尔特认为，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则是作者(author)写作。作家所致力于的是“怎样写”，强调的是“写”本身的行为动作。
    显然，无论是零度写作也好，抑或“白色写作”，不及物写作。巴尔特所强调的是在文学向语言学回归的过程中，作为观念意识代言的主体的消解。作家不再去承担社会和伦理的重担。而是在写作的空间中，提倡一种白色的或零度的写作，一种无动于衷而放弃责任的写作，作家退出了作品，成为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缺席”。但是，在作家的写作实践中，这种所谓的“白色写作”是不现实和不真实的。因为它所具有的自由形式诞生于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这种语言囚为与思想和现实的完全中断，使得它重新成为自己的“形式神话的囚徒”。因为它又重新创造了一种完全中立的、与任何思想无关的、完全客观的“中性写作”的“神话”，但是，人不可能逃离其社会和心性价值。一个人除了所谓、革命、阶级、思想等规定性以外，他在操持着语词的组合同时，也在充分确定和表现着自己的全部，因为人毕竟是由语言呈现和界定的。在巴尔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无语言的思想，也不存在无思想的语言，因此文学同形式的分离，它仅仅是书写的类别，然而语言本身却包含着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语言本身带出了文学在当代的全部困境，文学被导向语言问题，同时也被导向四分五裂的生存图景。
    零度写作理论本身受攻击最大的一点是主体消失论，中性的零度写作常常被称之为取消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作用，作家只是书写的工具。其实这是对零度写作理论的一种误读。一方面，作为文学写作的主体概念，对于古典写作中具有特定的先验思想和社会观念的主体，对主体而言，在巴尔特的去意义而又唯语言的形式写作理论中，其地位作用的确是被消解了，主体被掏空了。文学不再是社会、阶级或作家的了，不是主体左右的作品，“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在巴尔特看来，在文本中作者的作用是使语言统一起来。所有的文本的表达都处于一种有序的语言结构之中，主体所面对的不是社会、意识，而是处于语言之中。作为文学主体的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不是主体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和制约主体。任何一个文本，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语言的各种组合，永远也不可能冲出“语言的牢笼”，任何一个新的文本，都是以过去的文本作为参照而形成的对语言字词的一种新的组合表现，即各种文本都是一种“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另外，在巴尔特的“可读的”和“可写的”这组范畴中，涉及到的美学层面是非常广阔的，它反映了古典美学的一些基本信念的消解以及现代新的美学观念的确立。其核心乃是那种中心化的权威性的东西受到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古典美学中的主体性观念的颠覆，那种绝对的个体主体性或反思主体的概念受到了质疑。交互主体性的思想在“可写的”文本观念中得到体现。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在文本中，而是要通过读者自己的“生产性”活动而产生。这包含着两方面:一方面，读者被提升到和作者平等的地位，中心化的特权主体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意义不再是作者和文本自身的拥有物，毋宁说是读者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于是，意义便从古典的文本中心或作者中心转向了读者的“生产性”过程。“这些现实是对传统的美学观的有力颠覆，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审美现代性所蕴涵的平等，对歧义的宽容，交互主体性，交往对话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