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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典型美国人？美文学毕业论文网

2013-06-01 01:32

　　引 言
　　
　　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的早期代表作《典型美国人》以极具反讽意味的标题，诙谐的笔调，以及对“熔炉”语境中“典型美国人”的质疑和颠覆，开辟一片少数族裔文学的新天地。其作品反映了文化认同的“杂和性”和“流变性”，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一、美国华裔文学历程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前，美国推行文化“熔炉”的同化模式，倡导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提出移民及其后代可以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条件是他们经过正确的、训练和一个过程后达到了成为美国公民的标准。这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威尔逊在谴责“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的观点时说：“如果你想自成集团就不能成为美国人，美国不是由各种集团组成的”。①美国本土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其结果必然是以弱势文化的消解来进一步巩固强势文化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推动美国文化向多元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熔炉说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在美国华裔定位文化身份认同的坎坷历练中，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成为展现华裔移民情感历程的主要途径。其发展历程也是与美国本土主义盎格鲁萨克逊主流文化不断斗争与调和的历程。美国主流霸权文化掌控“表述华人”话语权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此前的早期华裔文学都是在美国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世界里为另类刻板的华裔形象进行“隐性辩白”②，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早期代表性作品包括王玉雪的《五闺女》、林语堂的《唐人街》、朱路易的《吃碗茶》等。20世纪60年代少数族裔民权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崛起和话语权的转移。华裔文学由“隐性辩白”变为“公开质疑”。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成为标志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里程碑。在美国主流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冲击的作品还包括赵建秀的《唐老亚》等。这一时期的华裔文学从多角度描写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展现华人百年的屈辱历程和心灵压抑，重构华裔的与文化身份，公开质疑并颠覆白人话语中被扭曲的华人历史和形象。力求通过挖掘和重构华人移民历史和文化认同来争取作为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的合法地位和权利。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继以“隐性辩白”和“公开质疑”为使命的两代华裔作家之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批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开始活跃在文坛，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使这群二代华裔移民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和界定华裔的文化认同，甚至将目光转移到美国主流文化身份上，而非局限于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因为他们是“华裔美国人”，但更是“美国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华裔女作家任璧莲。她以其早期作品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1991）为开端，创作了一系列重新界定美国族裔特色、营造美国族裔和谐的作品，深受欢迎。《典型美国人》从小说标题到“美国梦”故事的叙述都极具反讽意蕴，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由“公开质疑”到“颠覆主流”的蜕变，开启了少数族裔文学新的历史篇章。
　　
　　二、谁是典型美国人？
　　
　　对于这部反讽意蕴浓郁的长篇小说，任璧莲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她展现的故事是一个“美国的故事”，“典型美国人的标志就是对身份的困惑”③。她也多次公开反对评论界将她作为单一的“华裔作家”来探讨，而应将她视为“美国作家”。与强调少数族裔身份的华裔作家相比，任璧莲本人也承认她对华裔族群缺乏强烈的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感的缺失却赋予其作品在探讨文化认同上更深远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颠覆了白人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刻板定义，更是对美国“熔炉”同化法则的挑战和对美国主流文化身份的修正。
　　《典型美国人》讲述了华人移民拉尔夫-张追求美国梦的历程。拉尔夫-张原名张意峰，出生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但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不惜毁掉一生清誉，“走后门”使儿子获得了留美的机会。“怀着一肚子傻乎乎的希望”，意峰开始了他的美国梦。起初，他的“美国梦”包括一个可以光宗耀祖的博士学位和将自己培养成一个真正的有德行的学者。然而与土生土长华裔美国人格罗福的相识促使拉尔夫“修正”了自己的“美国梦”，使它更“美国化”。格罗福自称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他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改变了拉尔夫的人生。在格罗福的怂恿下，拉尔夫放弃获得大学终生教职的机会，将贷款房屋抵押购买了格罗福建在深坑上的炸鸡店，开创自己的生意，结果却被推向破产的境地。在不知不觉中，拉尔夫接受了美国文化中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变成了自己曾经非常鄙弃的“典型美国人”，差点酿成家破人亡的恶果。好在家庭的力量最终将拉尔夫从迷梦中唤醒。然而《典型美国人》并非一部单纯展现美国梦和个人奋斗历程的小说，任璧莲曾在访谈中多次谈到小说标题的含义：“这本书也是对所谓的‘典型美国人’定义的质疑，我希望能引发读者去思考谁是真正‘典型的美国人’。把欧洲裔美国人看成典型美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典型美国人的标志就是对身份的困惑。……这是一种关于认同的思想斗争，各个种族的移民及其后代都参与其中。在我看来，拉尔夫、海伦和特丽萨都是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们遭遇了认同危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③ 在小说中，任璧莲以其极富后性的“金色幽默”展现了后现代视角下文化认同的习得性、杂和性和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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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后现代理论发展起来的民族视角认为，“文化不是一代一代传承的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处世，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因为承载文化传统的人是时刻变化着的文化个体。……那么，文化认同从逻辑上就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地并不能自动地赋予一个人完全的文化认同，文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继承而来的，不可能是从某个历史起点或者事件中挖掘而来的，更不可能是从所谓的华裔之‘根’上而然生出来的”{4}。小说以“甜蜜的反叛”作为开篇标题，以轻松的笔调描写六岁的意峰和母亲之间的小小抗争。而这种传统中国家庭在对子女进行文化语言教育中常见的一幕“冲突”也充分显现出文化的“习得性”。没有一种文化认同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代代传承是所谓“自然而然”的。意峰对于中文和其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全新的习得者，文化的冲突并不是异域的特色，而是任何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必然历程。任何文化认同，不论是相对单一或是多元的文化认同，都必然“部分是继承下来的，部分是（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经过变化的，还有一部分是创造而成的”⑤。小说人物的美国文化认同也是“习得”的产物。文化认同的习得性向传统的美国文化认同“盎格鲁萨克逊血统论”提出挑战。既然文化认同不是一种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特质，那么用特定种族、肤色定义美国文化认同的做法就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