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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情结——论析霍桑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美(2)

2013-06-21 01:18     青年时代的霍桑，心理的自卑情结更为严重。1821年，霍桑就读于缅因州的波多音学院，他的成绩十分一般，是班里的中等水平。有人说他在班上的这个“位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说明他对“平常和正常”的挑战和讥讽，一种病态心理的谦让，以及他个人越来越严重的自馁和自我埋没的心理倾向。霍桑的这种心理倾向是有其渊源的。霍桑的祖先中，威廉是殖民地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法官约翰是社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社会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其祖父都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连他的父亲都是一个有足够能力养家糊口，指挥一队工作人员的船长，而当时刚开始人生历程和创作的霍桑处于辉煌家族史的阴影之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卑。靠亲戚抚养成人的霍桑，时常处于窘迫的状况之中，他结了婚，但无力承担养家的责任，他靠赞助人的赞助从事写作，霍桑夫人要用她的才能做些灯罩之类的家庭装饰品贴补家用。时至他的代表作《红字》发表，给他带来了声誉和经济上的安全，他仍显得不自信，无法摆脱沉重的家庭历史的重负，他在《海关》中写道，祖先的显赫形象，“被家族的传统赋有一种暗淡阴沉的庄严特性”，“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导致了我对过去的一种深切感情”。而霍桑本人是“在[他们〕家族的树系上，在那棵上面长满青苔的老树干……顶上的一个枝梗上冒出的一个游手好闲的不肖子孙。胸无大志，也一无成就”，他的工作在祖先看来“毫无价值”。先辈的辉煌的过去使作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文人霍桑深感自卑。1850年，《红字》发表后，霍桑很快又完成了两部“罗曼史”( romance) ;《七尖角阁的房子》(1851)和《福谷传奇》(1852)。此外，他还写了几本青少年的读物，以及为同学兼好友皮尔斯参加竞选写了烤记等，其创作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了。根据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的论述，人的本能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而是自卑，自卑像弹簧，自卑越深，超越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取得的成就也越大。自卑情结最终在造就一代美国文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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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文化自卑感
    霍桑文化上的自卑情结主要来自于原宗主国英国对美国民族文化的抨击和蔑视。独立战争使美国获得了上的新生，但是就民族文化而言，美国文学“一直就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是很不稳定的一个分支”。霍桑(1804-1864)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的时代，正是美国脱离宗主国英国的控制不久美国人民为创造民族文学艺术而奋斗的时代。美国独立以来，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很不甘心失去“宗主国”的地位，很多人于是力图维护其“宗主文化”的荣耀。1818年11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上，有一个名叫西德尼·史密斯的评论家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仇恨和鄙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美国文学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文学还没有诞生”。这种评论，和当时的历史现实，使得那些“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上的自卑情结所困扰”。作为高高飘扬的星条旗下的一员，作为文人的霍桑产生了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而且欧洲，主要是宗主国所拥有的灿烂丰富的文学和文化使霍桑在自卑之余，更增添了一份“影响的焦虑”，这些最终促使他立足于美利坚大陆，写出了独具魅力的“质疑纯真”的模糊晦涩的小说。他的作品创作了一种真实、全新的经验，并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潮流，体现了全新的陌生的美国精神。爱伦·坡曾宣称:“他的天才，在美国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人能与之匹敌”。
    霍桑的写作，似乎是应爱默生的号召而产生的。面对宗主国的批评和嘲弄，爱默生于1837年发表了《美国学者》，在文中，他说美国人应写自己的生存地，而不是模仿和进口其他的东西。因为美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享受大赐予的一切:“那些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开始生活，山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星辰照耀着他们”。他说道:“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它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百上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份堪称“美国文化独立宣言”的著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个新国家为取得自己身份而斗争的愿望。同年，在评论西蒙斯(William Gilmore Simms)的一本书时，霍桑写道:“是时候打破和扔掉”由历史小说家西蒙斯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一直以来的创作模式了。他自己采取的行动则是销毁了按照欧洲口味创作的小说《范肖》和“七个故事”的初稿，这些举措标志着他向国家所需求的新型小说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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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这本书和他后来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1846)都反映了他对“美国作家”的执着追求。在《秘密的宴会》一文中，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在他空中的城堡里，设宴招待来宾;其中有个衣冠不整的小伙子—美国正需要的那个开创美国文学的天才:
    (他)跟人们住在一起，默默无闻，连那些从小便认识他的人也没有发现他的才智;他那被光环笼罩的高贵的面容天天出现在那些为眼前琐事而焦虑奔忙的人群之中，而他们则没有谁尊重这个将创造永垂不朽的业绩的人。
    霍桑借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他年轻时的远大志向，他要在“思想矿藏中未经琢磨的花岗岩”上开创美国文学;同时，这也是他在塞勒姆13年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他“默默无闻”，没有谁曾发现他这个“人才”。
    民族文化自卑感在霍桑的为人处世和作品中时有流露。1852年，霍桑被委任为美国驻利物浦领事，那是民主党皮尔斯在竞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作为报答而对霍桑的任命。在英国期间，他甚广，但很少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他刻意与宗主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保持距离，让我们不得不认为那是“自卑情结”产生“自傲情绪”所致。
    我们知道，“过去”这种观念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来到英国之后，它的“过去”也曾一度使他陶醉过，但也常常是他精神上的负担，使他感到阵阵不安。他为不列颠博物馆烦恼，希望将其所藏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刻烧成石灰。出人意料的是他一直在认真记日记;他将他的烦恼不安在日记中宣泄，他后来就根据那些日记写作出版了散文集《我们的老家》。
    “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在每件人类的创作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文化贡献的源泉。作为敏感艺术家的霍桑更是如此。从上述的个人自卑感和民族文化自卑感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霍桑的创作有时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为了摆脱祖先的阴影，企图重新光耀家族，有时又是为了创作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学，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表面不同目标其实都只有一个普通的目标，那就是优胜(Superiority Complex ) ”这些行为全受“在上意志”(the will to power)，也就是心理分析家们所谓的“力比多”的驱使。根据心理分析理论，文艺是人的本能欲望或力比多的转移、升华和补偿，文艺创作如同白日梦，是人的本能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运动过程，文艺欣赏能获得一种本能欲望的满足，所以，文艺作品自然成为本能意识的呈现和无意识的表露，特别是性欲本能的作用的产物。而根据阿德勒的理论，“自卑情结”取代了“性本能”，要弥补自己的缺陷，要做一个完整的、优胜的人，成了霍桑文艺创作的主要心理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