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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战争文本美文学毕业论文

2013-06-29 01:28 内容摘要：越南战争是美国后社会里的一个片章，对美国文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战作家的代表人物梯姆·奥布莱恩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用小说的叙事方式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审视越南战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界限消弭、叙述文本和评本兼容、时空倒错等主要特征，找到越战文本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特征揭示出越战的混乱、非正义和不道德的本质。奥布莱恩因此受到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赞誉，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最优秀的越战小说家。 
　　关键词：越战文本　后现代主义　不确定性　真实与虚构　叙述文本和评本　时空倒错 

　　 
　　战争文学在美国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斯蒂芬·克莱恩描写美国内战的《红色英勇勋章》到海明威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永别了，武器》，再到诺曼·梅勒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裸者和死者》以及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成就都为美国文学的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小说勾勒了美国战争小说特征的流变脉络：克莱恩侧重表现士兵在战争(环境)面前人的主体性丧失；海明威着力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心创伤和思想迷惘；而梅勒和海勒更多地是把战争看成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揭示人性压抑、社会和自我异化以及社会荒诞。描写越南战争的美国小说不仅涵盖上述绝大部分特征，而且还为美国战争文学注入新内容。一些越战小说采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界限消弭、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兼容、时空倒错等主要特征的创作手法全面审视越战本身、战争的施事者(士兵)以及战争之外的诸因素，反映越战的混乱、非正义、不道德和创伤性的本质，为丰富美国战争文学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策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梯姆·奥布莱恩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书写越战文本最有成就的作家。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越南战争为美国催生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成为美国战争文学的一支生力军，它们在发扬传统战争文学精神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意义。罗伯特·斯通的《狗士兵》(另译《亡命之徒》)、拉里·海涅曼的《帕科的故事》、梯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亚托》都获得美国图书奖，被视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文本，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奥布莱恩是目前被学界谈论最多的越战作家(王海燕甘文平167)，而且被称为“我们拥有的最好作家之一。” 
　　奥布莱恩1946年10月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他迈人大学校门时恰逢越战爆发，国内一片喧嚣。征兵服役和逃避兵役两种现象在美国青年中并存。在此氛围里，一直思考的奥布莱恩变成一个温和的反战积极分子，因为他认为这场战争是“糟糕的构想和道德上的错误”(Herzog 14)。因此，他一度想过逃出美国以躲避战争。不过在“义务、养育之恩，或爱的需要”等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之下，奥布莱恩还是不情愿地于1969-1970年奔赴战场。即便如此，因上战场而感到负疚的情绪一直陪伴他终生。战前的思考、战场和战后的见闻以及回国的反思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特殊的思想履历和切身的战争感受滋生了奥布莱恩创作中的“越战情结”，促使他一生不懈地深思和书写越战。 
　　到目前为止，奥布莱恩共创作了《假如我死在战区，把我装箱船运回家》(1973年)、《北极光》(1975年)、《追寻卡西亚托》(1978年)、《核时代》(1985年)、《他们携带的东西》(1990年)、《林中之湖》(1994年)、《恋爱中的托马斯》(1998年)等7部长篇小说，l部中篇小说《越南在我心中》(1994年)以及若干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从多角度向读者展示越战对美国社会和民众以及家庭和个人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奥布莱恩主要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揭示越战本身及其后现代主义特质，实现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圆满融合。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格局嬗变、社会向纵深发展、科技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存在主义思潮盛行的产物。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在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方面做了大胆的创新尝试，为读者提供更多新的思索空间。 
　　概括起来，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有以下主要特征：不确定性，包括文本意义指向和文本文体属性等的不确定性等；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把历史事实与作者的想象虚构杂糅并置，并模糊二者的界限；叙述文本和评论文本兼容，作者不时“闯入”文本并与之对话，有意地向读者透露其创作行为；时空倒错，破坏时空的原生态特质，创造出任意拼贴或互文的话语。从这些视阈出发，可以发现奥布莱恩成功地构建了若干个后现代主义战争文本。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是当代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共识。后工业时代的哲学社会思潮与以前大相径庭，为人们萌生不确定性意念提供契机。批评家们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对其做出异曲同工的阐释。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大“主要和本质的趋势”，其中之一是“不确定性”(Hassan 89)。在后工业社会语境下，被视为绝对和普遍接受的知识和真理的宗教、、艺术和现代主义等元叙述出现“合法化”危机，受到质疑和挑战(Strinati 227)，正如利奥塔所说，“简至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元叙述的不可信”(qtd.in Carroll 70)。奥布莱恩的越战小说是迄今为止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表现得最为彻底的战争文本。 
　　奥布莱恩笔下越南战争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战场前线和后方的不确定性。越战不同以往任何战争的主要表征是其绝大部分战役的“无序性”和“不规则性”。越南的地形崎岖，森林众多，道路蜿蜒狭窄，因此相当多的战役不可能在平原进行，而是在“规范战场”以外展开，因此作战双方、特别是美方就不能按照传统“元叙述”模式制订战争攻略。正如唐·瑞恩拉尔达后来评论的，在美军倚仗其传统的作战思维和先进的武器时，“与之相反，越共更多的是按照后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组织起来的”(Ringnalda 11)。具体说来，虽然美军依靠其强大的炮火力量——飞机、大炮、坦克、机枪等试图摧毁敌人，但越南军队利用“借力发力”的套路，采用“反向的线性平衡”战略作战——美方投放炸弹越多，炸出的防弹小道就越多(Ringnalda 38)，越方移动就更灵活。所以，传统的武器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相反，它有时甚至是很微小的因素。越军扬长避短，把战争引向平地以外的任何地方，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与对方周旋。他们是本国的地形专家，可以把任何地方作为战场；对美军来说，想在平原作战，大显其武器神威的想法早已失效。他们对越南的地形一无所知，因而面临随时遭伏击的危险。在这些不确定因素面前，《追寻卡西亚托》里的美国士兵很快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前线，没有后方，没有平行整齐排列的战壕”(O’Brien，GoingAfter Cacciato320)的战争。因此，从后现代主义叙述特征看，这场战争过程是非线性的“书写”，是“一种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地形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Sheehan 679)。 
　　不确定性的第二个表现是战场上“敌人”的不确定性。战场界限的缺失导致美军无法轻易发现真正的敌人。美军的侵略行径遭到越南的全民抵抗。他们全民皆兵，既时隐时现又无处不在，且以各种方式隐藏武器。故而，美军时常如身处无人之境，时常如身处对方的汪洋大海。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敌人，最后丧失理智，见人就杀，无论老少。无怪乎在被问及在“美莱大屠杀”中为何要屠杀越南母子甚至婴儿时，部分美国士兵回答：“他们可能攻击[我们]。他们身上可能有一枚装满炸药的手雷。母亲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O’Brien，“The Vietnam in Me”52)。除了越南军民以外，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事物也成为美军的敌人。越南人充分利用各种人工和天然屏障消解美军的火力威力，他们想尽办法将一切变成对付敌人所谓的武器“权威话语”论：挖地道，修碉堡，把山、沟、树当掩体，把泥泞的农田当陷阱，把小路当战场。美军如临四面楚歌：经常因迷路而遭暗杀；因误入埋伏圈而丧命；因陷入泥团不能自拔而送死。《追寻卡西亚托》记录了美军的这种窘境：他们懊恼、恐惧而无所适从，好不容易在询问越南中校究竟谁是美国士兵真正的敌人时，得到一个既令人吃惊又似乎意料之中的答案：“战士只是土地的代表。土地是你们真正的敌人”(O’Bfien，Goingafar Cacciato 107)。 
　　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元叙述的合法化危机自然也指向历史文本。福柯认为，历史只有通过重建其话语才有意义(7)。历史是和记忆的文字合成，文献已被认同为文本化的历史(Veeser 20)，因而其本身涂上了真实和虚构的色调；记忆的意义本身具有不准确性和不明晰性的“延异”特征，记忆的“能指”符号在无止境地追寻其“所指”意义。个体记忆尚且如此，群体记忆更不需赘言。越战给美国士兵带来无尽的创伤。奥布莱恩既是越战的见证人，又是那段历史的记忆者，也是战争的受害人。因此他在书写越战历史时一方图忠实“记录”它，另一方面还要辅以记忆，同时更要试图洞悉其他士兵心中“真实”的越战历史和记忆。于是，三者交融，历史和记忆混合在真实和虚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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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他们携带的东西》是关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士兵经历的沉思，是一部越战回忆录和自传性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兼叙述者与小说作者同名同姓，也叫梯姆·奥布莱恩。他是个作家、士兵和小说的叙述人。他在叙述自己的军旅生活，描写战友和战场情形的

同时不时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自传性作品。因为小说的叙述者奥布莱恩和作者奥布莱恩身上的相似点很多：同样43岁；和自己的妻子及一个女儿住在马萨诸塞州；同是写战争小说、特别是写名为《他们携带的东西》小说的越战士兵；而且是获奖的短篇小说“谈勇气”的作者；受过两次伤；回国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等。但是在一次访谈中作者奥布莱恩说：“我把我个人的特性融入这些故事里。我在书写它们，然而一切都是虚构，包括[小说中的]评论”(Naparsteck 8)。关于作者本人是否真的到过美加边境问题，作者在一次讲座中承认：该故事是虚构的。由此读者可以推断，该小说既是真实的奥布莱恩、也是虚构的奥布莱恩的自传式战争回忆录，同时更是二者的结合：三种视角向读者展示作者／(普通)士兵心中那段战争的感受。孰真孰幻?虚实难辩。或者，虚实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叙述者和创作者(或合二为一)“复制”记忆时的真切体验。也许读者关注的是小说叙述人的事实“真实”，但作者聚焦的是叙述的情感真实，正如小说中其他几位士兵一致认为的，“讲故事成为记忆的表现方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心灵净化”(Colella 10)。所以，奥布莱恩告诉读者：“我想让你感受我的感受。我要你知道为什么故事／小说的真实有时比发生的真实更真实”(Herzog 30)。但是，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消弭不是作者在有意“游戏”创作，而是美国士兵对待越战的复杂心态，越战本身的诸多不确定特征及其对士兵的影响、记忆本身特质等真切状态的客观反映。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类似的例子在小说里比比皆是。例如，作者在小说的“注释”章节中写到，“谈勇气”(也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是在诺曼·鲍克(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建议下于1975写成。鲍克写信给奥布莱恩，希望他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但不能用真名。鲍克在信中还说他读过奥布莱恩的第一部小说《假如我死在战区》，并做了短评。后来，奥布莱恩说他本想把“谈勇气”一章放到《追寻卡西亚托》里，但后者是一个战争故事，而“谈勇气”是一个战后的故事，因而还是留在《他们携带的东西》里(O’Bfien，The Things They Carried 155-159)。不难看出，上述叙述中的真实成分很多：“谈勇气”的章节确实存在；它是《他们携带的东西》的一章；《追寻卡西亚托》确实是关于战争的，因为它记录了一位美国士兵放哨时的沉思、回忆和幻想；《假如我死在战区》是奥布莱恩的第一部作品。可是，在一次访谈中奥布莱恩坦言“一切都是虚构”(Naparsteck 7-8)。如果作者的话语是“权威”，那么故事人物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找不到“所指”意义，是一个虚构的士兵。他并不存在，也许是其他战士的代表，是他们思想的传话人。再者，关于“谈勇气”一章的“归属”问题，也许奥布莱恩没做如此思考，但至少表明他在创作时对信息的分配、自己和他人记忆的取舍、想象与可能的融合和协调等做过类似的构画。另一方面，如果读者想颠覆作者的“权威话语”——视诺曼·鲍克这个能指符号为真实的在场——其真实的存在也有可能。总之，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是事实。 
　　叙事文本与评论文本兼容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实践策略。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对整个叙述方式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小说(Hutcheon 113)。也就是说，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是元小说(Gass 25)。《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主编艾默里·艾里奥特干脆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为元小说(Elliott 198)。作家的任务就是把文学虚构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越战中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和越战记忆的真伪难辨促成奥布莱恩创作了许多游戏文本，但它们都是作者认真生成、业已成为人们了解越战必读的权威文本之一。 
　　作者与文本的对话叙述策略是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福尔斯、库特·冯尼古特、约翰·巴思等普遍使用的方式，但在战争小说中奥布莱恩恐怕是最出名的一个。他在大部分小说里都使用了对话的叙事策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小说《林中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