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3)

    作为一个留学生面对当时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他选择性地借用了两个流派，一者是他称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即19世纪末以尼采、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和唯我论这类“世纪末”思潮。旨在反对“近世文明之伪与偏”，“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另者是他所称的“摩罗诗力”，即18、19世纪以英国拜伦、雪莱，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派诗潮。其中采取一种开放性思维，“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着重阐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进而呼唤“致吾人于善美刚健”，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⑥。值得深思的是，“唯我”、“浪漫”一类词语在鲁迅行文中也曾出现过，而且日本汉字也用同类词语对应翻译西方术语，而鲁迅却偏要从《文心雕龙》中取来“神思”，从汉译佛典中取来“摩（魔）罗”，以标示西方这两个文学和文化流派。这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对话，既以中国词语的特殊意义，强化了对西方流派“争天抗俗”之恶魔性的阐释力度，又以西方流派的异样作为，丰富了中国词语张扬个性的内涵。研究者理应重视，话语的择定对于学术的建构，具有关键功能。鲁迅文化观的这种双轨性和双向性的叙事策略，在在都指向他的文化观内核的“立人”学说。

    追寻着鲁迅文化观的双轨一核心，我们与他谈论文化思想的“三事”即三个话头相遇。这三事就是：一，铁屋子；二，海马蒲萄铜镜；三，大宅子。首先是铁屋子，这个话头见于《呐喊?自序》，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到S会馆（绍兴会馆），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尚保留着质疑的态度，反问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⑦

    对铁屋子中大嚷的质疑，其实也是对自己从1907年前后提倡“第二维新之声”以来的文化精神历程的反思和质疑。质疑别人的同时质疑自己，这是鲁迅常见的精神方式。青年鲁迅在留日时期策划的文化新生运动的失败，使他感受到灵魂中如毒蛇缠身的寂寞和社会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这双料的寂寞使他在S会馆时期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在看佛典、抄古碑、辑故书中听凭“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挫折使人深沉，他自然对新起的文化运动的社会效应作出比别人更深一层的质疑，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质疑中增强它的深度和韧度。因此，当鲁迅的思想产生进一步的自我质疑性的思考，称述“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的时候，他承担着对自己和对别人，对现在和对将来的多重质疑的重量，对于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攻击，就采取“狂人式”的决绝的姿态了。中国现代文学以一个狂人的“荒唐之言”开端，在阴郁和激切中蕴含着它的非幸、非不幸的性格。

    铁屋子的比喻并非古代文献的存货，音影仿佛者有唐代释道安的《法苑珠林》讲六道轮回，说害人手血者、谄媚奸猾者下大叫唤地狱，在炽热的铁城中，被放在铁堂、铁屋里烧烤成灰烬⑧。鲁迅当然熟知佛典，但他的铁屋子之喻与此无关，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来历，大概是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S会馆的特殊感觉。铁屋子象征着旧文化和习惯势力的阴暗、冷漠、封闭、顽固和死硬，先驱者要启蒙和动员民众打开门窗，肩往黑暗闸门，走向新鲜开阔的天地，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这个无窗铁屋的意象在鲁迅心灵中扎根甚深，长期重复出现，以下这些话都可以领略到这屋子的影像：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1935年4月10日《致曹聚仁》“屋”也就是“家”，《说文解字》释屋、释家，意义都是“居也”。鲁迅对屋的体验，潜伏着对古圣贤之所谓“家为国之本”的质疑性体验。铁屋子的体验，使鲁迅双轨性的文化观发生了不均衡的“菱形效应”，他一方面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⑨，“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⑩。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骸骨的迷恋”风气极浓，衰老国度废料沉积极厚的时候，他主张首先应该“蔑弃古训”，扫荡陈腐，以便为承续固有血脉准备良性环境、清明意识和新鲜活力。

    其次是关于铜镜的话头。这一点牵涉着鲁迅贯彻终生的金石学的兴趣。金石学自两宋间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之后形成专门学问，到清代顾炎武、钱大昕、阮元助以精到的考据，由金石碑刻逐渐扩展到印玺、封泥、画像石、瓦当、钱币、墨砚等古物的搜录和研究，终于到清末、民国把眼光转向地下出土的西域木简、敦煌文献和殷墟甲骨，走上与西方考古学相融合的道路。鲁迅早年即留心金石，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金石小品》回忆：“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