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5)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作为取样分析的这所大宅子取自何方，很可能就取自鲁迅故里，取自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它不是金玉满堂的贵族之家，也不是驱牛荷锄的平民之家，宅子内被取样研究的鸦片、烟具和一群姨太太，都留有鲁迅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如果我们对鲁迅家庭的祖辈、叔辈有所了解，则不难明白，“二妻三妾四仆”，以及老爷少爷吸鸦片为乐，弄得形毁骨立，对新台门周家败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16。这种家庭风气在清末、民国初年的大户人家中带有典型性。鲁迅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流露这份童年记忆和中年体验，我们不必深究，总之他是以审视家庭文化的方式来宣示自己对中外

    文化遗产的姿态和理念的。由于对家庭文化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他在宣示“拿来主义”的时候强调主体意识和主动姿态，“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并且以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诠释着拿来者应该有何种动机和素质，应该如何拿来，又应该如何使拿来成为整个新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义是新主义，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相比于早期对开创“文术新宗”和“立人”的追求来说，这里在新的精神境界上理解了文化与人。鲁迅在三十年间的文化观虽然屡经变迁，但变迁中有深层的统一性存在，使之成了内容丰富深邃的有机整体，它的独特体现就是上述的“双轨三事一核心”。它以“双轨”拓展了新文化创造的世界视野和本土根基，使之成为有立足点的融合了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创造。它以“三事”形成了有重点突破、又有广泛汲取、还能不断开创的动力系统，使文化建设处在不断开创的历史进程之中。它以“一核心”确立价值系统，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促进人在文化中的全面的自由的现代发展。鲁迅的文化观为现代中国的大国文化风范的建设，提供了文化理念上和方法论上的有力的支持。

              三  学术文化方式的广为开拓

    拥有如此丰富而独特、深刻而峻急的文化观的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那蓝天圆月沙滩上的乡间少年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但他远不是那种一任纯真的少年，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复杂。鲁迅从进化论的角度剖析自己的精神结构，指认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这样解剖自己：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7

    行文运用了典籍文化和近代生物学知识，作了精神的反思和哲理的提炼。鲁迅对自己的解剖，也难免有他自己反省的那份峻急，但是这“中间物”本身就是一个充分复杂的关键词。鲁迅之所谓“中间物”，不仅指文化思潮演进上的蜕旧变新，而且指知识结构上的中西共铸，同时还包括人物形态上的古今相兼。这种蜕变、共铸和相兼，绝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充满着骚动不安，离合求进。我们说鲁迅是新文化的先驱，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推动的重要价值，当然首先要从这个方面加以深度的说明；但许广平又说，鲁迅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士大夫”18，先驱者和士大夫就这样匪夷所思地进行异质合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是一个身着长衫，早已率先剪去发辫而留上一字浓髭，手执“金不换”毛笔（绍兴产的每枝五分的便宜笔）写着小说、杂文和旧体诗，经常逛逛琉璃厂和后来的内山书店，兴趣广泛地出版着创作、翻译、传统画谱笺谱和外国版画的长者、智者和文化主将。他的身上有一种大家兼奇才的气象，如果把他描绘成街头广场振臂高呼的黑旋风，就把鲁迅看扁了。鲁迅主张研究文学和作家，要“知人论世”，要读作家的全部作品，“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19。以鲁迅的思想和意愿来理解鲁迅，应该从多角度上看到他的全人，或者说，建立鲁迅研究的“全人观”。

    在“全人观”照顾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多维性的基础上，再来思考鲁迅所提供的学术文化方式，就可以避免把鲁迅看扁或看偏，可以减少一些曲解和误读。从“全人观”出发，有必要把鲁迅置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予以认识。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成呢?我曾经说过，中国学术文化乃是“二四之学”，即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前者贯穿着王朝官方的价值系统，后者充溢着不拘一格的民间智慧，二者相对峙，相转化而相交融。敦煌文献之可贵，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四库全书价值系统的另样图书馆。到了现代，文化在中外交通中转型，“二四之学”增加了“四洋之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三四之学”的总体构成。鲁迅的独特存在，在于他扎根于四野之学，援引四洋之学，以破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在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创造中显现了他的学术文化方式的强大的生命力。此非简单的“断裂”二字所能尽纳。鲁迅的学术文化方式博大精深，治文学史的许多扎实、新颖、有效的学术方式，都可以从他的著述或片言只语中找到典范和萌芽，这里只谈较有感受的五端。

    第一端：读书与治学。1925年2月，鲁迅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开列“青年必读书”的书目，却交出了一份无书目之书目的奇文，其时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众说纷纭。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究其原由，他申述要当“活人”，“与人生接触”，落实“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20。这是博识精思者的“白卷”，而不是浅陋狂妄者的“白卷”，其表意策略有如宋元山水画之留空白。这空白并非空洞的无，而是以“无”蕴涵着无限，其意义需要从“周围之有”中进行超越性的获取。1925年前后的“周围之有”如何?且不说守旧的学究，就是提倡新史学和新文化的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都热心开列青年必读书目，胡适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仅文史之部就有千种之多，还是最低限度。当一般的青年尚未学会从读古书中获得现代的活人气和创造力，尚不能“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21的时候，就让他们背负起如此沉重的必读书目，这很可能就为他们的精神布置了一个“活埋庵”。面对这种“周围之有”的沉重气氛，出于对“活人”、“新的生体”的高度关切，鲁迅以极而言之的神来之笔著为白卷，意在挽狂澜于既倒。提交如此答案，也只有旧学根柢极深的鲁迅才有这份资格，这份胆量，换一浅学之徒当思人言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