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_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6)

    鲁迅果真反对青年读古书吗?那是因时因人因情境而异，并且一开书单，就要循循教诲读书的窍门，这有点孔子因材施教的意味，他说孔孟“似乎和我不相干”，也只是“似乎”而已，并未言及集体潜意识。可以跟那篇奇特的白卷相对照的，是五年后，即1930年开给许世瑛的书单22，此书单的手稿还在。许世瑛此时二十岁，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他是鲁迅谊同昆弟的同乡挚友许寿裳的长子，因而书单可以视为父执对子弟的垂教。书单开列的书十二种，按线装书分卷法也只有一千零八十一卷，可谓简明的入门书。首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以及《历代名人年谱》，可见对作家传记、文坛掌故和大事编年的重视。其次要读系统的全面的文本，不可满足于以“选本”来研究文学，这样才可能识破以往成见对意义的遮蔽，窥见深层的精神动向和作家的全部面目，因而开列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这些总集是不同于御修的《全唐诗》、《全唐文》的私家编制，未收常见的《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孔子之文只从《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收入《为鲁哀公下救火令》，从碑拓本中收入《观吴季札之子葬题字》，总共收录二十七个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总叙》说：“嘉庆十三年，开全唐文馆，不才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已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其秋始草创之。广搜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省并复叠，联类畸零。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分代编次为十五集，合七百四十六卷。肆力九年，草创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遗补阙，抽换之，整齐之，划一之，于事而竣。”23其收录范围关注三教九流，远及边疆殊域，虽然杂有零碎和某些讹误，但价值标准与御制的总集有些很不一致的地方，保留了一些可以审视多重文化之景观，甚至可供沟通华夷和雅俗之界限的文化资源。

    书单随之开列了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者注明：“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可见其对目录学的高度重视，这是治学的基本门径，但要警惕其间的王朝价值系统的遮蔽。至于《少室山房笔丛》作为学术考证笔记，博览典籍，读书有得，多见民间风习和小说戏曲材料，治古代文学史者是不能忽视笔记的材料和智慧的。书单以下开列的书籍，都一一作了简要的评点：刘义庆《世说新语》可见“晋人清谈之状”，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可见“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葛洪《抱朴子外篇》“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王充《论衡》“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王?《今世说》可见“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些评点，把士风、制度、民俗都容纳在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之中了。或者说它敞开了一个视角：时尚和趣味的交迭作用，影响了学术和文章的表现形态。鲁迅的文学史研究虽然接受了西方的学科体制，但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经验，在强调文本解读的同时突出“知人论世”而兼及文史杂学，可见他的文学观已近于“大文学观”。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他遗愿中的“《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24。他是以丰富的文化文献资源来审视文学模式的嬗变和发展，从而逼出自己独具慧眼的新锐的领悟的。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就不是某种枯燥刻板的概念的演绎，而是一种智慧书。

    第二端：文献学与文化学。治学应从文献学入手，扎实的文献学知识是一种硬功夫；但治学又须从文化需求开拓，从文献学知识中探寻到，或透视出文化学的深层意义，又是一种真本领。鲁迅属于学与识兼济，硬功夫与真本领兼长的学人。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序言的首句就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自来无史，意味着以往文献荒芜，线索未尝清理，非有过硬的文献功夫无以入乎其里；自来无史，又意味着以往没有形成学科体系和够格的深度的学理把握，非有出色的文化器识无以出乎其表。梁启超1923年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如此评价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25对王国维在自来无史的戏曲领域的治学条贯、学术方式和取得的成就的称许，也可以移于鲁迅治小说史上。鲁迅早年即与小说有缘，祖父周介孚的“教育法却很特别”，“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26甚至传言少年鲁迅避难舅家时，读到很多“无从见到”的小说，而且他“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27。少年时代非正规教育的旷野阅读趣味，为鲁迅日后立足于四野之学，汲纳四洋之学，从而消解四库之学的价值系统，奠定小说史的模样，埋下了最初的精神动因。

    对于“自来无史”的中国小说研究，鲁迅首先是从文献学入手的，首先摸清家底，然后才谈得上把住脉搏。这项工作从1909—1927年，大约下了十八年的功夫。1909年归国后，赴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生物学教员，又返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教博物学，此期间就业余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录出从周到隋的散逸小说36种，成《古小说钩沉》，于1912年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此时鲁迅已经历了留日期间流产了的新生文化运动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因而他不只是凭着少年时代自发的小说兴趣，而且具有留学时代获得世界知识视野，也就有意于把小说文献的清理，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学问来开垦。所谓“钩沉”，是说文献材料已经沉没难觅，需要从头钩取，正是出自同样的意念，他1911年在绍兴府中学堂时期，又业余抄录《穆天子传》，并辑录《搜神记》、《神异经》等七种书，成《小说备校》。这种文献辑录工作是非常艰辛，但是唯有它才是原始创新的可靠的基石。鲁迅从 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同时从七十种左右的明清人著述和地方志中，辑述小说源流、评说等方面的材料，被评说的小说有四十一种，成《小说旧闻钞》。他这样诉说艰辛：“《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由于有了这番锐意穷搜的硬功夫，他才能打破传统文化雅俗观的成见，“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28，成就了为小说写史立名的真学问。而且由于有了这番硬功夫，他才能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体例、名目论定和独立见解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回答论敌关于这部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时，堂堂正正地以此为据：“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