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迷狂——张承志批判(4)
2013-05-16 01:28
导读：的个人迷信的顶峰，那所谓的红海洋，那所谓的语录如符咒般的一念即灵，我们还应该历历在目吧。 三 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真诚的血肉情怀是构成张承志光
的个人迷信的顶峰，那所谓的红海洋，那所谓的语录如符咒般的一念即灵，我们还应该历历在目吧。
三
张承志对底层民众真诚的血肉情怀是构成张承志光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真诚的血肉情怀并不必然地具有价值与意义，我的追问正是因此而展开：
对物质贫困的崇拜误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总是认为物质上越是贫困，越是没有，精神上就越是富有，对信仰的追求就越是真诚越是执着，精神上也就越是高尚越是圣洁，所以，在他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心灵史》中，他才要特别渲染西海固那让人难以想象的贫困，渲染西海固民众的大字不识一个，哲合忍耶教的不籍文字以流行，并以此来凸显那超乎常人的心灵的圣洁之光。对于张承志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特点思维模式，我想，凡是对十年浩劫略有记忆的人是都不应该陌生的。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学手稿》中所说的：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是无动于衷的名言，凡有学术常识的人都耳熟能详，党中央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且将物质文明置于精神文明之前的方针也无人不晓。从整个的进程看，物质文明的发展推动着精神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理论难题。真正能够体认到山乡生活恬淡、和谐、淳朴、静谧价值的，永远只能是那些走出山乡的人们；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极度的物质贫困里，之所以有着高尚的精神情操，是因为有着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接受了雪山草地之外的西方土壤上诞生的的革命领袖，且他们以此来了自己的部下。其实就是张承志自己，也常常会在狂热地吹嘘物质贫困下的精神圣洁时，会在不经意间，以鲜活的细节，颠覆了自己那竭力张扬的庞大构架。譬如在《心灵史》中，他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孩子跑到地里挖野菜，他连挖开地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野菜的旁边死了，当目睹者跑回来告诉他的母亲时，他的母亲刚刚讨回来一碗稀糊糊，准备给她的儿子吃的，一听说她的儿子死在地里了，她接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自己马上把这碗稀糊糊喝下去，物质的贫困就是这样地吞噬了人性、人情之痛。25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张承志笔下的在物质贫困土壤上生存的哲合忍耶的下层民众的精神境界，也并不是能以高尚圣洁来称誉的，他们精神世界中的信仰、激情、牺牲、对苦难的承当等等，已如前述，你又怎么能对此给以赞叹呢？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甚么还要常常被张承志那物质贫困下的所谓的精神富有所感动并常常给以由衷地赞叹呢？而且这样的一种赞叹、赞同又是那样的普遍，难道说我们因为长期地行走在物质贫困的黑暗的历史隧洞里，已经习惯、同化于这黑暗？我们是不是因为不习惯并因这种不习惯而恐惧于在物质基础上的个体独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忘于江湖的对人的解放，从而过多地美化了物质贫困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集团性的「相濡以沫」？我们是不是因为对在历史前进中新形成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中的精神失重深感恐惧，从而过多地美化了原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平衡中的物质贫困基础上的精神贫困？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过于悠久而又不能承受在今天现实面前的倍受刺激，从而总是愿意回头张望过去，总是愿意重返「西海固」，并在这种重返的幻化中，美化了「西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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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皈依的误区。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时时体现着一个身处现代文化中心现代大都市如北京、东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焦虑、精神焦虑，为这种焦虑所迫使，他笔下的这位知识分子一次次地从现代的中心──都市出走以求解脱这种焦虑，以寻求心灵的皈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有着一种寻父的焦虑与冲动。构成张承志的此岸世界、精神儿子的是现代都市，是知识分子，构成他所寻求的彼岸世界、精神父亲、心灵皈依的一种最主要的形态则是身处穷乡僻壤的下层民众生活，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这种误区在写右派生涯的作品中，在知青题材的作品中，也普遍存在，26且有着深远的思想源缘，所以，就更有着给以剖析的必要。
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的某些方面我在前面曾经或多或少有所论及，譬如不能美化物质贫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譬如传统、乡村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才能对现代社会构成价值与意义。除此之外，张承志心灵皈依的误区，我们还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在事实上没有做到，并因了这事实而造成了自我的解构。有论者曾经指出：尽管张承志竭力赞美西海固是他的精神圣地，但「神圣的西海固却不是女儿『快活地成长』之处，而那个发达的后现代与后工业的日本，那『污浊之地』却是（他的女儿）法蒂玛的乐园。给予我们的『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的黄土高原，却不是给予女儿的……哲合忍耶的沙沟的美好和神圣却没有留住法蒂玛，也当然没有留住张承志。张承志依然生活在北京或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之中」。27这样的一种矛盾也广泛地存在于「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之中。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感激、赞美乡间的下层百姓特别是下层的乡间女子给了他们以第二次生命，是他们重新开始人生的生命源泉，也不论他们怎样由衷地怀念那「遥远的清平湾」，赞颂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他们最终还是不顾「今夜有暴风雪」，而回到了他们所诅咒的都市。你或许会说，回到都市是他们的生存选择，乡下的下层民众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但我不这样认为。人的生存与人的精神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新的精神需求是由人的生存给提供的，而不是从精神的家园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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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努力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是社会结构中经济与的主体，所以，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文化的努力来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相较通过政治革命、战争形态来变革社会，总显得软弱无力，犹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8在这样的一种软弱无奈中，下层民众在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的主体地位及相应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就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通过依靠下层民众而使自己获取力量的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但在这种精神需求、精神信念中，知识分子却把下层民众实际地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与下层民众在人类精神领域里所可能具有的力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在人类精神领域，由于历史中形成的脑力劳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分工上的不同，所以，人类精神上的成果，人类在精神上的前驱性、敏感性、丰富性、探索性、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更多地还是由知识分子来体现的，将这样的两种力量混为一谈，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的误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革命、战争形态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度放弃了自己思想启蒙的主体位置，不能说不与这种误区无关。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对哲合忍耶在多次地大规模地起义及与「官家」对抗中所显示的力量的赞美，张承志由此而来的总是要在下层民众中寻求自己的心灵皈依，可以说，也是这种误区的一个具体例证。同时，由于知识分子是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前沿位置，所以，他们在精神、心灵上的危机、需求是不能在下层民众中得以解脱与实现的。我们在前面所论述过的，知识分子在下层民众中寻求心灵皈依之所以在事实上未能做到，张承志们之所以要离开「西海固」，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因此。对于这一点，倒是张贤亮在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通过反讽而有着较好的体现。29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第三，将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