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2)
2013-05-20 01:19
导读：步履匆匆，从文学精神到文体形式，随处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模式，从理论倡导到作品创作，其种种变形性的体现也始终陪伴在侧。陈独秀在鼓
步履匆匆，从文学精神到文体形式，随处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模式，从理论倡导到作品创作，其种种变形性的体现也始终陪伴在侧。陈独秀在鼓吹文学革命时认为，要提倡新就必须反对旧道德，要提倡新文学就必须反对旧文学便为经典表达。
二、现代化与革命化 鲁迅曾借谈木刻而引申到文艺革新的普遍规律，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但在每一个关口选择哪条道路或者主要依赖哪种方式以实现转折，却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历史任务。认为创造不能凭空进行，人只能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造。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占有“外国的良规”与“中国的遗产”这双项便利，选择似乎是完全独立自由的。然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早就促使其与“遗产”决裂，对“传统”反叛，此时可供选择的便只有“采用外国的良规”一途。鲁迅、郁达夫、冰心等人虽然中国古典文史知识丰足、传统修养厚实，但在谈到之所以投身新文学，写出新作品，他们却只愿列举外国文艺的滋养，这一异乎寻常的姿态与声口体现的不尽是“给定的历史条件”和当事人的实际状况，流露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价值倾向与选择。胡适的“八事主张”，关于新诗、短篇小说及问题文学的“金科玉律”，其理论来源无一不是异域，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和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图式也是以“外国的良规”为蓝图的。将中国文学现代品格的寻获定位在对外国文学良规的采纳吸收上，这是普遍的看法。
现代化就像一场世界性长跑，在现代化的路途上，由于西方“早成”而中国“晚发”的时间差，自居落后一方的中国文学亦步亦趋的先行者形象主要是西方诸国，并不包括西方之外的世界上其他与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代化的内涵大体上就是西化(其间又有从欧洲中心迁移至北美中心的过程)，中国文学将西方古典主义文学以后的文学作为现代性的典范；时至今日，文学上的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其言内言外之意义范围也大多不脱西欧北美的半径。五四鼓吹全盘西化，引西方文学改造中国文学，风气是很盛行也很强劲的，即使在民族意识大为高涨、引发过广泛的“民族形式”讨论的20世纪40年代，也还是不乏坚持西方是现代化的正途的观念。朱自清在抗战时期从现代化与诗的现代化相互促进的角度呼吁：“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在另一个地方，朱自清在说到40年代新诗之所以早已超过取法童谣、唱本“照旧路发展出来”的雏形阶段的缘由时解释说：“这就因为我们接受了外国的影响，‘迎头赶上’的缘故。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民族形式讨论’的结论不错，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冯雪峰在“天地玄黄”的1948年还认为“欧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这是不用说的。如果不经过和思想上的‘欧化’(包括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科学与，及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与文化)，中国就不会有新的民族文化的诞生”。连毛泽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转折关头对“民主主义”、“个性解放”这些西方传统的概念(毛泽东自然是在马列主义的谱系中运用这些概念，但马列主义也是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作过正面的肯定性阐释：“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西方诸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有先有后，异彩纷呈，并非单一模式，这一现象甚至可称之为“西方的分裂”。其中，英美以平和稳健的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依循的是不断积累改良成果的渐进模式；德国凭借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走上现代化的快车道，是后来居上的范例；法国经历了多次大的社会动荡，不乏暴力冲突，所选择的是突变跳跃的激进道路；俄罗斯的现代化之途跌宕起伏，虽然它借鉴了法、德的经验，但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前苏联时期，它在一个大国首先创立社会主义体制，别开生面地追求现代性和实现现代化，这样的现代社会实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就这样，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西化——现代化模式。中国曾在不同的模式间徘徊犹豫，并均有过短时间尝试，但历史的合力作用加上人们的自觉努力，长时间选择和实践的是俄苏的革命模式。
在两种现代化方案中选择俄苏，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特殊性之一。在西化途中不忘从狭义的“西方”以外取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虽则以西方为重，却又是从来不能纯以西化准确揭示的。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和《小说月报》为弱小民族文学出专号，视域已经超出传统的西方；20世纪30年代对俄苏和日本革命文学经验的倚重显示渐成主流的左翼文学潮流取舍在我；五六十年代虽然对西方文学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却造成了亚非拉文学译介的小小热潮；新时期以来对外国文学的全方位开放和强调从中国文学中发掘世界性因素……以上都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途的证明，不过，非西方的现代化(指非化的现代化)恰恰又与中国文学的革命化、政治化相关。
现代革命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暴动、社会起义不同，本身就构成现代性的社会现象，其常态是接受科学理论的，以政党为领导核心，采取全民动员的策略，形成步调紧密、目标明确的社会运动。现代化的前提和成果之一便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帝国，近代以后又逐渐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就是双管齐下的：引进民主与科学以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反殖民以对抗异族的奴役与控制。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并没有从本质上造成现代化进程的延宕、阻隔与中断，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着革命化，革命化是现代化的承传与变异、拓展与丰富，是赋于第三世界和中国个性的特殊形态与特殊方式。相反，军阀混战导致国家分裂，国民党为维护大家族利益而不惜倒行逆施，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掠夺使中国现代化进程饱受挫败、一波三折，造成严重的阻滞。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不妨说，革命正是因这些阻力而起，为清除上述障碍而战，革命化是现代化的清道夫。现代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末渐趋明朗的革命文学趋势
说明文学现代性天平开始偏向苏俄模式，4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留在大陆，也是在比较中选择了革命化的现代化，因为没有人愿意中国社会从现代折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传统。现代中国文学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目标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将这一主题贯注入几乎每一部作品。在现代中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并行不悖，三位一体。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不光现代化与革命化难分彼此，革命化与政治化也是联袂而行。政治是中国现代性集中显现的领域，中国现代革命长期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姑且认为“启蒙与救亡”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双重变奏”，也不应该拿文化启蒙的现代性来贬低政治救亡的现代性，或者以前者为标准来取消后者在现代性方面的价值与作用。如果说启蒙是现代性的缘起和伴生物，宣传民主科学、注重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是体现现代化趋向的；那么“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宣传阶级革命、注重群体觉悟、追求民族解放的言行难道不也是向着现代化趋向的吗?唤醒底层民众的阶级觉悟，帮助人们认识身心交困的处境，激发并组织他们为基本权利和美好前途而抗争，可以说也是体现了现代性的精神要素的，在这一激进取向的奋斗之路上间或有过闪失与挫折，但方向一直没有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