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现当代文学论文 > 正文

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3)

2013-05-20 01:1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了中国文艺半个世纪的理献，至今也还是主义文艺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它的发表固然有许多具体而特定的背景条件，也是为着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它顺应和促成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在那时，现代化的主体承担方式为革命化，而革命化重在一隅，因此，毛泽东的《讲话》始终是围绕夺取政治革命的胜利这一中心环节来立论展开的，即使是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考虑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也必然得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的结论。这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见解，不如说是正领导中国革命的现代政党对文艺的公开表态、意志体现和原则规定。此后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对《讲话》精神的适度变通，另一方面是对《讲话》确定的方向的坚定维护。革命承载了现代化的重压，而这种政治压力向的转化便表现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高度政治化。
　　
　　三、化与大众化
　　
　　文学的民族性是古已有之的事实，但它进入人们的认知结构并被自觉追求，却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过程和社会运动有关，它是认识内外传统、处理世界潮流与固有个性，主要选择“采用外国的良规”还是“择取本国的遗产”发展道路时突显的问题现象。世界范围的与文学在古典时期，由于空间的屏蔽而独立发展，文学的民族性不假外求，自然获得；即使发生不同地区与民族间的文学交流，范围与程度也不可与当今同日而语，很少发生民族性迷失的困扰，也便不太可能激发民族化的寻求。当分散的民族史向统一的世界史演进之际，也就是现代化启动现代性显现的时候，任何民族的文学和具体的作家个人都会遭遇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样式，必定要对上述困境有所认识，对上述难题有所处置；在现代，文学民族性再不会自动遗传，只有依靠自觉维护和主动追求才能有所创制和发扬光大。因为深刻的断裂与全面的变革是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一味地保有、维护传统的文学民族性难以持久有效，在国门洞开、八面来风中不断地以外来滋补民族文学，使其特性不仅不因断裂而丢失，而且是在变异中丰富完善，这是现代文学民族性生存并发展的正确途径。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需要辩证地看到几个层面的意味：
　　其一，民族性是世界性的题中之义，在世界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世界性内容要借民族性形式体现，或者也可以说，民族特性的共存并现与交融碰撞正是世界性的显示；其二，这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向度、演进趋势基本一致，即越是具备世界性特征，其民族性才越能彰显；其三，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不是自然获得的属性，而是民族化追索的成果。
　　倘若进一步追问，人们很容易发现，文学民族性问题总是发生在现代化进程滞后或受阻的国家与地区。西方文学从古典阶段演化至现代时期，更像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历史按部就班的自主展开和充分呈示，虽然也有过剧烈的变动，但文学的古老传统与现代新质之间的转折与榫合更为自然和顺利，文学的民族性似乎也顺理成章地一脉相承。西方文学在现代变革时面对其它民族文学，真正做到了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因此，其他的民族文学从来都未能从实质的层面搅扰西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更遑论反客为主。那些非西方国家文学的新型民族化道路则无一例外受到西方文学的强烈诱惑或强力阻击，就像泾水碰到了渭河，冲撞交融、激浊扬清的过程要延续许久才能平息。西方文学对非西方国家民族文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在非西方文学异域与本土的对比对抗中，西方文学是强势文学，占据高位；本土文学为弱势文学，居于低位。水往低处流，频频发生在西方文学与非西方文学之间的交流融汇并不尽是对等平和的方式，“文学贸易”之间巨大的顺差、逆差的存在说明了文学民族性的寻觅彼此不同的际遇。西方文学是面向世界，很多人甚至认为西方本身就“代表”了世界，民族性、世界性自在其中；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是走向世界，一步步走向西方和美国，往往民族性丧失，世界性也未获得。因为“走向”表明世界是一个异己的存在，而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彼此的通行证。至此可以说，文学民族化是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更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对此还可作引申性的解释，当今的世界固然在担心西方的鲸吞，欧洲也在忧虑美国政治、、文化的蚕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现代中国文学也是低位起跳的弱势文学，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至今，中西文学交流的“逆差”尚无缩小的迹象，而新一波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已席卷而来。不过，从历史的主导趋势与总体成就来看，中国文学以现代化和民族化为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均衡目标，以现代化为方向，以民族化的进程不断更新现代化的内涵，不管是采用外国良规还是择取本国遗产，目的都是为了“我们的作品”、“将来的作品”；为我所用面向未来，终于使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追求有了丰硕的收获。从五四时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到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再到此后文学民族化的广泛实践探索，中国新型的民族文学的形态已经大体建立。
　　现代文学的“民众观”依循现代政治文化的概念运用而来，与传统社会的“民众”有性质的不同。在古代，与“民”相对的概念有“君”、“官”，与“民间”对应的是“朝廷”、“官府”，而官、官府统统都是君主和朝廷权威的延伸。民本思想深厚的杜甫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陈情，尽的是一个诤臣和良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使命。诗人不可能超越“君主——臣民”、“庙堂——乡野”的思维模式反映现实，他只能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驭民角度提示问题，目的仍是维护和改善皇家的统治，并不是将“民”视为民族国家的主人与主体。在杜甫眼里，君王、朝代、天下、国家是异名同体的事物，民众疾苦往往是在关乎统治安危时被同情。现代意义的民众(历史上有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异中有同，如国民、民众、工农、大众、人民等)有别于传统的百姓、黎民，重要的区分在于人们赋予它新的理解与使命：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物质承受者，是现代政治革命的主力，这一理解是从国家与公民的角度作出的。启蒙文学的兴起可以从民众历史职责与蒙昧现实之间巨大的不相称中得到部分解释。鲁迅对待笔下落后的不觉悟的国民所展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态度和双重情感，恰是他面对历史的不相称现象内心焦灼、悲凉的流露，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剔发国民劣根性原是出于对国民的关爱与希望。文学大众化是对文学革命化、民族化的进一步落实与明确。根据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民族内部存在两种不同民族的理论观点，眼光向下的为人生的文学，倾向选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众立场，为革命的文学必然寻求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因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切现代革命政党实行合法统治的政治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动员的需要。
　　现代中国文学从两个方面都有必要推进大众化：其一是“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接触的多是包含着封建主义毒素的文学艺术，有必要用新文艺向他们灌输现代文明和革命理论；其二是迅速成长为历史主人的工农大众呼吁成为文学的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要求作家创作出为自己喜闻乐见的作品。实现这两大目标的途径是文学的通俗化与作家的世界观改造。从演进的过程看也是如此：五四时期提出过“平民文学”、“国民文学”口号，希望新文学突破贵族社会的圈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但此时“平民”主要指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祥林嫂、闰土一类并不包括在内；30年代有过文艺大众化的多次讨论，但关注的往往是形式的通俗化；抗战初期也发生过“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而且波及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但仍然多集中于文艺形式与文学传统方面。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创作出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让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这一文学大众化现象是从解放区文学开始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从总体方向上看，是革命化为里而通俗化为表，正负两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例如30年代的讨论虽然不无粗糙与偏颇，但革命作家对此内外两面的实质却有十分自觉的领悟与把握，尤其提醒不能“舍本逐末”。从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讨论到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工农兵文学运动实践，这一连贯而下的文学行为从旨在利用俗文学的某些特点，过渡到取消雅俗文学的界限，再转折到以俗文学取代雅文学。瞿秋白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为此甚至不惜牺牲文学的艺术价值，如郭沫若就说：“所以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这里文艺的通俗化是与“大众文艺”、“无产文艺”、“革命文艺”等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