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面向
2013-05-20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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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开始并
摘要：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开始并延续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首先，现代中国文学以对传统的逃逸和否定为前提，来开辟转型的道路；其次，经历了从欧关到俄苏的不同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以革命化来承载现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学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区文学的特有问题，现代中国文学以大众化来保证革命化的方向，同时也充实民族化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特色，不仅为世界性的文学现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证，更是现代中国为创建新型的民族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换；面向
“现代”作为一个有着确定的时间外延与丰富性质内涵的概念，与传统和古代相对，但其含义却驳杂繁复，人言人殊，难以一言以蔽之。中外学术界大体上认为：它与人类从分散的民族史向统一的
世界史的演进相关，时间上与同时起源，空间上从西方迅速播撒到全球，形成了时间上先后相续、性质和面貌上同中有异的多样化的现代景观。它的文化共性特征往往被称为现代性，它的社会实现过程常常被说成现代化。随着越来越多的
和地区或被迫或主动地置身这一历史运动，“现代”终于从区域性事物跃升为世界性现象，20世纪的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文学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已形成了自己的伟大传统；然而，从19世纪末期发端并持续了整个20世纪，因应中国社会文化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学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既为世界性的现代史演进提供了新颖的例证，更为新型的民族文学的创建探索着道路。本文集中从三个层次、六个方面来阐发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理论模式和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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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裂与反传统
历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绵延的过程，但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历程却总包孕和制造着断裂，一系列现代事物的出现几乎无一不是与所由产生的文化传统及社会秩序反复冲突终至决裂的结果。以致断裂成为它的历史存在方式；即使退一步讲，现代历史也是以断裂为症候的历史延续。英国家吉登斯就将断裂视为现代最重要的性状，他认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如果说，在现代历史的策源地——西方，这种决裂尚能够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在部分顺承传统的基础上发生，那么，那些更多地依赖外来的资源与动力激发，在现代历史的扩张中被波及和卷入的国家和地区，其断裂所引发的冲突矛盾远比原生地激烈与复杂，由于持久的对抗在传统与现代间划下深深的鸿沟，一切非西方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的文化资源、思想观念在与西方的对置式比较中呈现出“地方性”与“落后性”。比如，中西本有各不相同的纪年历法，但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建立在基督教传说基础上的西方历法膨胀为“公历”、“阳历”，显现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和强势性；中国传统的历法则被压抑为从属性的“阴历”或仅适用于农事的“农历”，而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种。
大体说来，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化指向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以历史进化为指针的社会文化发展图式。进化观以过去、现在、将来三分的时间方式把历史编织成一个合目的的进步过程，确信现在好于过去，将来好于现在。二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的追求座标。一旦对西方文明的拒斥期过去，中国社会文化转型长期都将西方作为奋起直追的目标。从清末的文学改良到现代此起彼伏的文学运动，无一例外地从未来的角度将改革的对象锁定为今天的文学现实或昨日的文学传统。世纪初和世纪末兴起的两次中西文化比较热，主导的趋向也是先将中西文化的地域(空间)之差转化为时间上的古今之异，再把经验意义的新旧之别引申到价值功用意义的高低、优劣、好坏之分了。所谓中国的现代转折即把“落后中国”的发展图式转化到“先进西方”的轨道上，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的决裂与反叛，另一方面是对现代西方的钦慕与仿效，文学的现代转换也不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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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换，其真实内涵及途径是在五四文学革命和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丰富、明确起来的。人们之所以坚持将五四文学革命而非晚清文学改良视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真正发端，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大多属于古典文学内部的修正、改良，而前者是将传统文学的主体部分认定为否定性对象，实行“断裂”，然后隆重推出“新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着眼于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分化，以背逆传统面向未来的姿态来凸显自己的现代品格：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革命文学否定鲁迅，延安文学批评“左翼”文学(丁玲、艾青进入延安前均为“左翼”文人，他们遭受批评的言论其实是左翼文学的传统之一)，“十七年文学”排斥40年代国统区文学，《纪要》更将30年代文学打成文艺黑线，第三代诗人要“pass北岛”，90年代青年作家面对文学传统的“断裂”宣言等，以至于形成了不断“psaa过去”的“断裂情结”。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革主张，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新理论，鲁迅等充满现代感的创作，以及作为这一切变革重要成果的白话文学的创建更是充分体现了文学现代性的追求，时至今日还有人对此高度评价：“白话文学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白话文，现代性的感觉方式，认知方式和情感价值都无法建立起来。”不过，“在这里，文学的现代化内涵主要是通过与传统的对照和对立而彰明的，进一步说，文学的现代转型是通过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中，传统的丰厚和历史的悠久不仅不被当作可供发掘利用的宝贵财富，相反被认为是必须摆脱又难以脱卸的沉重负担，因此，反传统的言行不断升级。五四时期，一代先驱以争天抗俗、特立独行的“摩罗”自居，对中国从到文化的整个传统，从孔孟之道到民间风习的整个历史予以揭露和批判，深广程度至今难及，激烈程度也世所少见。胡适认为中国历史万事不如人，必须以西方为榜样从头学习；钱玄同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八个字来形容中国文学传统，甚至宣称要废除汉字；李大钊将中国文明判定为静之文明，落伍于西方动之文明，在新世纪缺乏动力和生命；鲁迅也悲哀于中国文化让人“沉静”下去不思行动的性质，劝勉中国青年少看和不看中国书……以后每逢中国社会和文学面临大的转折，人们便会重复这一策略：首先把既有的历史传统设置为负面因素，通过大幅度的否定批判来实施创新突破，与传统背道而行。如“文革”时期和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有关“文革”与现代性关联的特殊表现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充分的阐发，认为中国“文革”与源起法国、蔓延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潮有着同声相应的关系，正是现代性激进姿态的展示及能量的喷发。“文革”文学的典范——“样板戏”包含了不无深意的塑造现代革命文艺和新人形象的寄托。只是“文革”文学的反传统更彻底，它不仅全面否决了古典文学的合法性，而且将“样板戏”出现之前的所有中外文学遗产，包括中国左翼文学传统一律等同封资修的落后反动，统统予以否定，这样一来在极端的意义上恰好体现了现代性要求与己身之外任何事物断裂的特性：断裂历史书写新史，反叛传统开创传统。新时期的文化热潮中，有人甚至在人种族群的层面走到了否定中国的存在价值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