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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还处于一个共名的时代,这个时期人们用一种统一的人道主义话语来说话,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人的解放的时代命题人们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在那个时期个体的人的选择实际上依然是不充分的。1970年代末期我们的社会面临经济、、人伦的大崩溃,为了挽救社会于崩溃之前,我们只有以整体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文化向着个体本位文化过渡而没有达到个体本位文化的地步,因为社会在总体上还必须依靠群体力量,依赖某些特殊的长者地位来统一社会意志,如在政治上依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来主持正义,在文化上依赖老一辈作家唱“归来者之歌”。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社会依然服膺于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存在准则,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一个真正的个体本位文化时期,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本位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
文革后是发展型的开放型的,它的标志就是社会以创造、以自由、以向外开放为主导性的心态,而这个心态是个体本位文化所独有的,过去我们的群体本位文化以遵守、以继承、以秩序为本位,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群体性的互相制衡互相约制关系之中,人们所想的不是怎样发展自己同时也发展社会,使自己达到一个自由的追求幸福追求财富追求荣誉的境界,而是想如何去适应文化的规范不致遭到非议,如何在制衡性的关系网络之中也去制衡别人以便和别人达成妥协获取利益。
现在一个真正的个体本位文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候人文知识分子、乃至批评家担负了更为严重更为尊严的使命,建构个体文化的重任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个体文化时代的批评策略
在个体本位文化和个体论感性的基础上,批评的立场只能是相对主义的。在个体本位文化的时代要求批评由分散走向统一,个体走向群体,自由走向秩序,由辩议变为指点,要求批评统一于一尊,服膺于一个“真理”,一切议论都从这个所谓的真理出发是不可能的,今天这个时代任何形式的绝对论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讨论批评问题应该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水平的思想高度出发,立足于“立场论”。正如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立场”中原始地包含了“立”和“场”的相对关系,“立”是立于某个点,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同一个空间点只能为一个个体所占用,它是一种个体行为,作为一种个体的行为它是“使存在”,是自己设定自己,在这里文学批评家证明自己为自我具足的存在,他反对人云亦云,反对任何式样的观念统治,防止自己丧失个性而成为一个“大众”、一个“一般人”,他实现自己为个人、个体批评家;另一方面立定于某点同时还是站立于场中,在世界中,与他者相逢,也使自己成为一个他者,在这里“批评家个人”必需面对自己的界限,这个“批评家个人”同时必需还是他人成为“批评家个人”的条件,必需面对他人作为个人的要求。这样从“立场论”来看当今的批评问题我们就会得出一幅“立”和“场”相结合的图景:“立”就是每一个批评家现身于文学批评,它是“使成为批评家”,而这个“批评家”永远是“那个个人”;而“场”则是所有批评家的站立之所,它由一个个“批评家个人”组成,是批评家个人联合体,同时它又是批评家作为“那个个人”的界限,也就是说每一个批评家个人都以平等的身份立足于批评的场中,这里存在的只有一个又一个个人,没有权威、圣人更没有神,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也不必要成为别的个人的仲裁者。在这个没有独裁和威权的批评家“个人”联合体中,批评只能是相对主义的,因为这里有的是一个个平等的个体,任何一个批评家都是“个人”,都不可能升格为“绝对主体”成为绝对正确者,换而言之,这里没有绝对论的基础。
具而言之。一,相对主义批评观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立场,而是指“那个个体”,它的立场就是个人;第二,相对主义批评观作为一种方法是批判的个体论方法,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找到自己独立的看待世界的原始立足点,并有力量坚持这个立足点;第三,相对主义批评观在今天的提出意味着批评领域里的、平权,意味着作家、读者、批评家三者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调整。过去的批评,特别是诊断型、牧师型、领袖型、哨兵型批评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相对主义批评立场就是对这些型号的批评的否定,是对批评领域里的民主和平权局面的肯定。这一批评观在今天的提出当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