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

一、文革后是个体文化

文革后中国存在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所谓群体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的以长老、家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个体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条件之下以个体为本位的一种自体中心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最早的萌芽应该是在晚明，其次是晚清，而五四时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达到一次高潮，但是这种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而是因为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了，文革后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通过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不断的冲击，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个体本位文化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气象的变化都与之相连。对于这一问题现在中界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中国是一种群体性文化，它的结构呈金字塔型。在这个文化的最上层是一个独语者，（比如说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独语者就是，孔子可以出语录（《论语》，解放以后1960、７０年代出过毛泽东语录、鲁迅语录），其下是一些释解者，再下是群众。这就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化规则的制定者，第二层是文化规则的解释者；第三层则是文化规则的执行者。这样三个层次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型结构。群体本位文化的本质是群体本位文化中的等级压抑，在群体本位文化中，整个社会成员被分成三个档次：独语者、释解者、群众，这三个档次又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超级主体和群众，在群体本位文化中，只有绝少的几个人可以成为超级主体，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群众，成为无个性的尊崇者，他们把牧羊鞭交给了那个超级主体，自己成了那些没有身份的羊。

文革后的文化转型奠基于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诞生意味着社会生活以阶层为单位逐渐演变为以独立个体为基本单位。落实到文化领域便形成个体本位的文化尺度，这是一种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的文化，它否定了“上帝”这个绝对尺度，否定超级主体的存在，强调任何人都是平等个体，都是相对的有它的限度，因而不能成为绝对仲裁。个体本位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消灭超级主体和群众的二分法，上帝没有了，人们从“群众”中回到自己的“家”，成为那个独立的“个人”，由群众变成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他既有最高的权利（自己为自己立法）也还原于每一个独立个体相同的水平上（他的个体性的成立以其他无数个体性的成立为前提），在这个体的竞赛上自然会有人跑在前，但并不因为他处于前沿的位置就赋予它一个上帝的权利，因为我们时刻准备超过它。个体本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个体的超越竞赛。

和文革后文化可以进行比较的是五四文化。五四人呼唤的新文化拿周作人的一句话来讲叫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化，五四时期的刊物比如《新青年》、《新潮》等等都强调“个性”、“个人”，对“个体”、“个人”、“个性”张扬是五四文化的奠基石他是对中国传统的群体文化的反动，对个体文化的呼唤。但是这种文化转型并没有最后完成。而是在其后的民族危机面前偃旗息鼓了。由此我们来看文革后文化，这种转型因为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显得成功得多，20世纪90年代特别引人注目的两部片，一部是《编辑部的故事》，一部是《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那个老主任不再象过去的影视作品中的那种领导者，威严、高高在上、富有权威，是上的表帅，人格上的典范，思想上的楷模，相反成了一个总是被调侃的边缘性角色；《我爱我家》中最有戏的是青年人，“爷爷”成了反讽性角色，不再是过去那种权威性的家长、家庭生活的中心了；这和传统小说中所反映的群体文化不同，比如《红楼梦》中地位最高的是贾母，其次是贾政等，每一辈都有一个等级。文革后个体本位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中，过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理成正面形象的超级主体身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相反他们成了反讽性的角色。再比如《中国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这两部片子都是描写个人如何在海外发展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影视片在过去我们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传统的群体本位文化是守成型的，它不主张向外发展扩张，而是主张不离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以父母为中心，以家族、群体为中心，而个体本位文化是以发展以创造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影视作品。由这样一些观察我认为中国当今的文化已经进入了个体本位文化的初级范畴。

群体本位文化是一种型的文化而文革后个体本位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的文化。存在就是身体，个体本位文化重视每个个人的身体性存在，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存，注重每个个体的存在的文化。个体本位文化并不非常看重生活的最终的形而上目的而是看重一种生活方式将存在本身视为目的；其次个体本位文化是一种个人文化，重视个体独立和自由；再次个体本位文化是一种充分开放的文化，不以民族中心观念看待世界，它更愿意从个体的直接的需要用一种更为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心态来对待新的事物，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群体性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人的身心二分法。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没有身心二分法就没有用知识给人类划分等级贵贱的可能，超级主体（天上的上帝、地上的圣人、领袖等）就是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超越者地位的。自从人类出现了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法，原始的身心统一的人就消失了，人类的肉体就一直是以一种匍匐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为灵魂承担着这样那样的肮脏与罪恶，人类的肉体倒下了，而人类的虚幻的想象的灵魂却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来，被赋予了上帝、、良知、正义等等无耻的面孔，而这些有形和无形的面孔之后的唯一的真实的隐身人也是唯一的得益人就是──超级主体（上帝、圣人、社会大全）。他们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它要求人“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爱绝对主体：真理、大全、善，而无限地鄙视自己，无限地为自己的原始罪孽寻求它的宽恕和救赎。爱上帝的原则看起来似乎绝对高尚，而实际并不如此，因为上帝存在于天国中，他并不显身于世界，因而爱上帝的原则其实最终就是爱他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地上的圣（知识分子），爱地上的神（领袖）以及虚构的“大全”。在这里人的朴素的身－心二分法通过神秘的神－人二分法转化进而发展为现世主义的圣－俗二分法、“大全”与个人的二分法，并在结果上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绝对等级制度。总之群体文化之下的人是身心割裂所，使以心、理性、灵魂来压抑身、感性、肉体，〖禁欲主义的、非行动的、反身体的、使人的肉体死亡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象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群体醋意文化的鼓吹者、旧时代的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一个灵魂主义的民族怎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