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与新方法网
2013-05-28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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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学人陷于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走上不归之路的时
当西方学人陷于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走上不归之路的时候，中人提出了“新理性主义”的观点是极具救正意义的。但是钱中文先生所说的新理性，主要着眼于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还不是全面救正西方非理性和解构性思维意义上的新理性主义，仅是这一总策略的重要方面。因此本节花些篇幅，讨论一下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以及它的方法论要求。
一、 新理性主义的主要原则
从前文可以看出，由于提供的机遇，中国学人目前讨论的新理性主义的课题，正是历史所呼唤的思维发展的前沿性课题。从世界性看，它应当是将人类引向新历史境域的一面旗帜；从中国的角度看，它更是中国学人摆脱历史重负，迎头赶上世界性文化思潮，走出被动局面，参与人类文化理论建设的总策略。它对于未来中国的影响，绝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20世纪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主张从文化和思维总体性上去理解和宣扬新理性主义[1]。
关于新理性，我以为它应当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它是指当下人们应当具有的一种清醒的、冷静的、深思熟虑后的理性的选择，即一种合乎理性的价值趋向。例如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实践理性即理性的张扬，就表明了一种思想家的睿智；再如钱中文先生多年来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这至少是中国学界应当追求的理性选择，它表达了我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它至少证明我国文论界有人是相当清醒，相当理性的。这里所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明显是处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层面上。当然这种价值取向并非处于一般世俗功利如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它是立足于人类长远利益，至少是关乎长远利益着想的理性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非常实际的。因为这种理性实际上处于作家家和文艺理论家职业人格的核心地位上，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从事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之前灵魂上自我拷问的出发点，也是其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归宿点。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一份超越性的“孤独”，“举世皆醉我独醒”，发出理性的呐喊呼唤，对的发展起到某些制衡作用的深层原因。因此，这个层次的新理性精神，如对新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呼唤，对于我们从事21世纪的理论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我们的理论创造，是否有益于人类，是否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东西。
然而，我们认为，还应当有着另一个层面上的“新理性”。它应当是针对旧理性主义而言，又具有超越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又能对上述三个阶段思维成果的合理部分进行综合建构的崭新的超越性思想体系和方法。由于它对上述三个阶段的既超越又继承的关系，所以仍以“新理性主义”作为这思想体系的总称为宜。
由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总括性，因此，就这个思想体系的内涵必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是它们未来建设的总的旗帜和总的方向。
仅就与文学艺术有关的方面来看，它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文化理性。新理性主义首先应坚持文化理性的原则。近年，文学的文化属性越来越被看重。文学具有文化的性质，文学意蕴的文化学特征非常突出，文学如果排除了文化内涵，便一刻也不能存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建构理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切身体会，文化虽然在整体上不好确定其先进或落后的性质，但就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确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差别。“五四”之前，中国在封建旧文化中打转，严重桎梏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几乎到了快要亡国灭种的地步。“五四”之后，中国人选择了以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很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实现了民族解放，上实现了民族腾飞，步入了现代化的大道。这种天渊之别的变化说明，人类必须在文化面前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作好理性的选择，不能对文化陷入盲目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就是20世纪中国人的理性的选择，就是坚持文化理性的结果。因此，坚持文化理性原则，是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和继承。这样一来，人类学的原则就不太可取了，至少它在对文化的态度上，是非理性的。文化人类学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西方文化史的巨大进步，表现了西方人努力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阴影，努力去看其他文化的长处，并试图从对他者文化的阐释中，照映出西方文明的弊端，找出疗救的方，这应当说是文化理性的表现，是应当肯定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他者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充满尊敬之情，甚至到了采取保守主义观点的地步”[2]，是不足取的。特别是他们笼统地认为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分的观点，是不合实际，也是十分有害的，有美化原始、荒蛮、神秘主义之嫌，这是缺乏文化理性眼光的。同时，国内理论界盲目吹嘘的西方什么“文化学转向”、“人类学转向”等等，也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也是不应盲从的，这也是我们呼吁坚持文化理性原则的国内和国外的原因。不过我们现在呼唤文化理性原则，已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不同，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民族的救亡图存；新文化运动的标准十分清楚，民主与科学。而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理性原则的目的应当有所扩大，既要关心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又要关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除了民主和科学的原则不变之外，还应加上人类的和人性的原则这一维。
例如，目前在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文化形态中，有三种文化形态已高度发达，发展到极致：一是奴隶制的文明——古希腊文化；二是封建制的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是文明——欧美现代文化。这三种文化中的一头一尾两种文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其优点缺点都得到充分地展现，目前西方后文明造成的种种成就和种种危机，都说明人类要想使自己的文明程度再向前推进一步，都有待于找到其它的补救形式，而这种补救形式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异质的文化中去寻找，去吸纳。20世纪中国靠着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发展了自己，21世纪西方要想再前进一步，若要再忽视中国文明的存在，那么，它就要坐失良机了。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确存在着可以被西方学习吸收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德治传统和西方的法治社会，明显存在着互补关系；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西方人向自然索取的思想存在着对比关系；特别是将来科学与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西方人的生存竞争观念和中国人的闲适超脱习惯；西方人的工具理性、追求物质价值的习性与中国人的天降大任于斯的有为思想以及追求精神价值的人格境界，其对比性亦是十分鲜明的。我们相信，当人类历史向着更高的阶段攀升的时候，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救正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文明的成熟形式之一的中国文化，必将有益于世界，有益于人类，在未来人类文化史上大放异彩。然而，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估计，至于中国文化何时能被西方吸收、融化，那就要看他们何时具有文化理性的眼光了，因此文化理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性原则，而是人类性原则，所以，它应当成为新理性主义的重要内容。
第二、理性。20世纪末，国内关注人的道德状况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有像钱中文这样的学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而且这一问题，也纳入国家议事日程。中国人已经发现，光讲法治，根本治不好国家，只有同时借助于道德的约束力，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调整和平衡社会发展机制的健康运行，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意识到，道德是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哈贝马斯更为道德的沦丧忧心忡忡。他已认识到西方社会里“工具理性”的泛滥，这是被资本主义唯功利原则“异化”了的“理性”，是一种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的技术化了的“理性”，它把是否能为人带来利益视为唯一的尺度，因而与人的伦理道德要求相悖反。造成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标准的模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在道德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人与人相互协调、相互理解的生存价值观念彻底丧失，于是也失去了道德理性对社会的制衡作用，人类生存世界结构的合理性亦被深度扭曲，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无法克服的社会弊病。为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构性危机，哈贝马斯主张用“实践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实践理性”要求将道德要求看作必须遵从的“最高命令”（Das hochste Imperativ），人的行为不仅要注重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还要把道德原则中的“善”放在首位。工具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三者和谐发展，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人类只有坚持道德理性，这个世界还有救。哈贝马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共识。当下这世界已脆弱得不堪一击，科学技术的发达已到这样的极限，如果科学家不受人类公德和良知的约束，他们已足以毁灭人类自身，全球性的灾难马上就会发生，不堪设想的恶果都会比“•11”大不知多少倍。所以，人不能丧失天良。而道德理性对文学来说更为重要，文学既可以成为人类的良师益友，也可以成为诲淫诲盗的恶魔，二者之间的界线就看作家是否坚持道德理性。而道德与文化一样，也有新、旧之分，以及合乎人性的道德和不合人性的道德之分。作家歌颂什么，描写什么，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道德理性。这更是人类的企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