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与新方法网(4)
2013-05-28 01:40
导读：三、新理性在吁求新的方法论 新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总策略，作为人类思维新阶段的设计，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支撑，它将是很难成立的，是经不起三
三、新理性在吁求新的方法论
新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总策略，作为人类思维新阶段的设计，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支撑，它将是很难成立的，是经不起三追四问的，更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因此，新理性主义最急切的任务，就是要吁求新的思维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难解的矛盾：
第一，是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关系问题。正像过去只承认一元论否认多元论是偏见一样，如今用多元论取代一元论仍然是偏执的；同样，认为一元论与多元论水火难容，二者必取其一的观点也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那么，能不能在既承认一元论的合理性，又承认多元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将二者统一起来；于是必须弄明白的问题凸现出来，一是二者的统一性在哪里？二是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这许多问题，然而这样的方法在哪里呢？
第二，是“亦此亦彼论”与“非此即彼论”的矛盾。目前理论界一般认为“亦此亦彼”现象是存在的，这的确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你能否认“非此即彼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正确的吗？这种二律背反式的论题怎样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同样是新的方法论必须加以解决的。人类的精神不能长期处于这种无法排解的矛盾中，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两难的处境无法回答时，说明我们思维方法还有着与对象世界（它包括自然、和人的思维本身）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必须寻找或者说创造一种更合对象实际的思想方法，这样的思想方法究竟怎样去建构呢？
第三，西方系统论方法就可以吗？其实不然。系统论虽然以唯物的、综合的、和整体联系的三大特点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成为之外，包含着更多合理因素的学说，但是它却在世界到底是一元的，二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一根本问题上乱了方寸。所以它的方法论还显出唯物论、实证主义和唯心臆猜的拼凑成份，并不能真正超越前人的思维方法。因此，我们只能从系统论提供的启示中寻找方法论建设的新路，以求将新理性主义化为一个比较严密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策略。
第四，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结论也已经不行了。正像目前学术界说的那样，在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马克思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正面临现代化的严重挑战”[19]。所谓“严重挑战”，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它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唯物的而又是高度综合的思维成果，它基本上综合了西方19世纪之前的一切优秀的思维成果，而建立了它超越前贤的思想体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对人类历史基本发展规律的认识，今后仍有照彻整个人类未来的巨大作用，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同样很难超越历史的限制，做出他们生前无法实现的综合来。例如他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非理性主义思维成果进行吸纳，更无法考虑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合理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可以说还属于理性主义阶段的思维成果。所以，它也存在着一个与时俱进、丰富发展自己的问题。此外，由于文化交流上的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创立时虽然十分关心东方和中国，关心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始终未能有时间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这样，虽然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主张无产阶级文化要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思维成果，而始终未能将中国人的思维成果，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这不能不说是它的又一局限。由于这样，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出现了不能适应当代现实的情况。例如，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者，那么他们怎样对待目前被广泛承认的多元现象呢？再如，马克思主义主张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而根据中国人的体会，许多场合都是合二为一的，并且是一分为三的，这又作何回答呢？因此，仅仅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结论已经不行了。若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寻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与调整，必然最终葬送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中国理论界也在企盼着新的方法论建设。
总之，新理性在吁求着新方法，而且我国哲学界已经有人着手做这一工作。第一位自觉的追求者是庞朴先生。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西方一分为二的观点产生怀疑，以极大的热情发掘中国古代哲学宝库，提出“中国辨证法是一分为三的”[20]。显示了对“一分为三”的真诚信仰，批判了“一分为二”的种种弊端。他的研究，部分地恢复了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光辉，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资源的丰富性及其现代意义。但是，他的研究，却留下了两大疑问：一是为什么在主张“一分为三”时，一定要否定“一分为二”呢？庞朴先生也承认：“笼统地说一分为二（统一物乃对立两极之统一）是没错的，甚至可能是深刻的”[21]，既然这样，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二是所谓“一分为三”，“‘三’体现为‘万物’，‘万物’皆是一个‘三’”[22]，说到底，“三”就意味着“多”，那么，三分说与多元论是个什么关系呢？庞朴先生的话似乎又没有说尽。因此，我以为，庞朴先生已接近“真理”，但他的思维方法，尚不合新理性主义的要求。其次是闵家胤先生对系统论的思考，他认为目前是一个“呼唤‘多’的哲学”的时代，“多元性、多极性、多样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3]，因此他便创造了一个“一分为多的”公式，以适应这种需要。他的这种努力，主要在西方系统论框架中形成，尚缺乏对中国古代辨证哲学的深入思考。企图从“一”直接分为“多”，也缺乏必要的层次和过渡，并不合系统论的基本精神。而且“多元”与“多样”是个什么关系，也缺少系统论精神的光照。因此，闵先生提供的方案，也不是新理性所要求的方法论模式。
然而，以上两位先生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实际上，他们为新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做了非常基础的建构工作，已让我们打开思路，更急切地去迎接时代的呼唤，新理性主义的呼唤，使一种唯物的、综合的、能集人类智慧之长的、并具有高度系统性和超越性的思维方法，早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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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拙作《新理性主义之我见》，《东方丛刊》2002年第3期。实为2001年10月为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新理性精神与研究方法论全术研讨会”准备的。
[2]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第499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3]《福克纳评论集》，第2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386页。
[5]高尔基：《论文学》，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6] R. H. 麦金尼：《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解决》，《今日哲学》（美国）1986年秋季号。
[7]参见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8]奥地利学者费耶阿本德自称其理论为“无政府主义知识理论”，甚至反对方法论。
[9]如果说现象是多样的，那么现象的类别便可以称为亚现象，亚现象亦可以称为亚本质、亚本体，处于观念本质的初级层次上。
[10]这个口号虽然发生在后人道主义那里，但在思想方式看，更带有普遍性。
[11]参见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第286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12]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19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13]恩格斯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
[14]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第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5]同上，65页。
[16]列宁：《哲学笔记》，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闵家胤主张多元论，主张一分为多，反对一分为二，提出的公式为：1分为N(1≤N＜∞＝。对多元与多样亦无分别，因此多元之内部系统性已无法坚持，而几近于后现代无序的、破碎的多元论了。
[18]沉睡：《唐逸先生访谈录》，《东方文化》2001年第2期。
[19]参见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第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见庞朴：《一分为三论》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1]庞朴：《浅说‘一分为三’》，《东方》，1995年第1期。
[22]庞朴：《中庸与三分》，《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3]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第31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