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性与新方法网(2)
2013-05-28 01:40
导读：第三、理性。新理性更主张恢复历史理性。 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冷战思维和军备竞赛加剧，文明对人类生存的破坏，工具理性对人类心
第三、理性。新理性更主张恢复历史理性。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冷战思维和军备竞赛加剧，文明对人类生存的破坏，工具理性对人类心灵的戕害，使人类在异化的处境中苦苦挣扎，他们失去了对历史前进的信心，西方笼罩在一片世界末日的气氛中。而许多学者和作家家，在这种氛围里，不是坚持历史理性，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寻找解决的途径，探索解决的方案，却是在那里大量地制造世界末日的情绪，大肆渲染人生的荒诞性和世界的不可理喻性，为失去信仰的痛苦心灵雪上加霜。其实，这是有负于作家和人文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的。而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乱世面前，往往表现出自己的历史理性。在这方面，福克纳和海明威都堪称典范。海明威有一个著名的信念，人也许是可以被消灭，但却是打不败的。福克纳在走向诺贝尔奖领奖台时宣称：“我不想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这其中闪耀着历史乐观主义精神。也就是说，作家思想家要比一般人对历史的发展多保持一份信心，一份清醒，并及时地将历史的真实、真象昭示人间，从而给人类一份鼓舞，一份激励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文学和思想领域坚持历史理性尤为重要。然而对历史理性本身，却讨论得不够深入。过去的苏联式文论，对它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要求作家不但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并且能够将发展的方向揭示出来。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是太苛刻了。因为历史的发展的道路从来都是曲折的，复杂的，处于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个人往往很难超越历史的局限，揣测到历史的发展方向，结果使许多作家犯思想的幼稚病，把“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4]其实这并非是历史理性，而是一种对历史的空想。新理性倡导的历史理性首先应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描写。如果一个作家能像恩格斯提出的那样，通过对社会生活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引起人们对现存制度即制度永世长存的怀疑，能像巴尔扎克、曹雪芹那样不被表面社会现象迷惑，不被自己的主体情感倾向左右，预见出现实的基本走向，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同时，历史理性还意味着作家能超越现实，保持一份对历史的独特的沉思与评价。今天看来，鲁迅写《狂人日记》，全仗着他对生活、对历史的沉思。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是我们最具有历史理性的作家、思想家。在这方面，西方现代派的优秀作家，也及时地担负起了他们那份历史的责任，揭示了现实的荒谬性，描绘了人类异化的非人处境，引起人们对现存处境合理性的怀疑，告诉人们生活不该这样！这是符合历史理性的方面。但是，他们对世界的前途估计得过分悲观，由此又失了一些历史理性。这就给21世纪的作家和人文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既不能像后现代作家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理性的思考，在人们痛苦的心灵上注射麻醉剂；也不能像后现代思想家那样，解构一切，颠覆一切，以嬉皮士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代替对历史的沉思与评价，陷人于混乱、破碎和非理性的语境，抹黑了人类的前途。所以，新理性将努力恢复人类对未来的信心，将人类从非理性的悲剧语境中解放出来，重新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思维、对待历史。因此，历史理性可以说是新理性建立的理论基础。[3]
第四、升华原则。新理性还急切地呼吁恢复审美升华的原则。审美是人类的本性，审美升华是培养人类美好本性的必要环节，是对抗人性异化的必要手段。但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艺术中，却有一股“审丑”的逆流泛滥成灾。作家不再以审美理想主持对“丑”的裁决和批判，而是直接地展览丑陋，无限制地夸张和渲染人的生物本能、兽行和劣迹，宣扬暴力、色情和荒蛮，不少作品堕落为诲淫诲盗的工具，宣传消极厌世情绪的传声筒。美国“•11”事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与美国好莱坞宣扬世界末日的恐怖影片极为相似，而且这并非某一个人的感觉。这说明，20世纪的“审丑艺术”没有什么正面效果，相反却充当了卑劣的反面角色，它加速了人类的堕落。这种现象看起来实在令人痛心。现实的悲剧性启示人们，是到了恢复文学艺术的审美升华的原则的时候了。目前，人的素质在工具理性、异化处境、物欲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腐蚀下急剧下降，恢复审美升华原则、提升人的生命境界、改善人的人性状态已刻不容缓。高尔基说：“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此外，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5]高尔基所说的“赞美人”，我理解就是坚持审美升华的原则，通过文学艺术张扬人的美好品格，向“完整的人”、“全面的人”的生命境界提升，这是作家和所有人文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能简单化，“赞美人”的途径是多样的，既可以如高尔基那样正面去张扬，亦可以通过喜剧或善意的讽刺达到，还可以通过对丑恶人格的鞭挞和批判来达到。因此，恢复审美升华原则，也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倡新理性精神的重要内容。面对20世纪文学艺术的非审美化倾向，新理性的这一原则，更显得具有针对性。9
以上仅是从文艺领域来看，新理性主义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其实它在诸如、、、、历史等方面，还应有其独特的内容。这里只好从略。
然而，从这些内容和原则来看，新理性主义已经具备了发展成为21世纪文化建设总策略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从事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时候，在我们进行中西融合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的时候，也必然要在新理性主义的精神下进行，若是放弃了新理性精神，对上述原则的坚持和恢复失去信心，那么，我们进行建设、融合和转换的工作，便失去了原动力，便失去了从事这些工作的可能和意义。因此，我们所从事的中西融合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天然地属于新理性主义的一部分，是在新理性主义指导下进行的。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新理性主义的新质要素
以上诸原则，只能规定新理性主义的理性的实质，却不能说明新理性主义“新”在何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新理性主义的新质要素。新理性主义作为出现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新思潮，必然不满足于仅仅对理性主义阶段思维成果的继承，还会表现出对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时期合理性思维成果的吸纳。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多元论。经过现代、后现代的冲击，文学与许多领域里的多元论终于确立，这应当说是西方思维的一大进步。美者R. H. 麦金尼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他这样概括道：
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6]。
因此，正像王治河先生描述的那样：对多元论的热衷必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特征。一个新的时代——多元主义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解释的多元论”、“对话多元论”、“本体论多元论”、“方法论多元论”等各式各样的多元论充斥于西方思想界[7]。虽然后现代学者们简单地将多元性仅仅理解为多样性，将事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与阐释的多样性混为一谈，最后夸张为费耶阿本德的一个口号“怎么都行”，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主义[8]。在他这里，“多元”已被杂乱无章的无元和混乱所代替。但是“多元”在亚现象[9]层面上毕竟是一个事实。新理性必须剥离其极端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成份，吸收其合理性因素。
第二、多因论。随着多元论的泛滥，相对主义和复杂化，也成了现代西方学人的时髦思想。于是，“不！别把我理解得太简单了”（No！Do not understand me easily!）[10]成了流行的口号；还有的学者宣称：“那个狂妄的科学哲学现在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发现，即人类仅仅是一些更大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永远不能控制整体”[11]，因此，绝不能简单化地看待事物，因为每一件事物形成的原因都是复杂的。这样，过去的线性思维模式，推导中的单因论，就非常不可取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后现代思想家的发明，哲学早就反对过单因论，批判过旧理性主义将研究对象看成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和一成不变的方法，而主张用一种普遍联系的眼光看世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